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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富起來? 到底是個暴發戶

June 13, 2009 Leave a comment

(刊於《明報》2009年6月13日)

我們要明白即使一夜發財,若沒有人文素質,仍只會被稱為暴發戶。一個國家若單純發展經濟,而忽略自己的內涵、文化,缺乏軟實力是不會有人尊重。中國 限制資訊自由一直為人詬病,但近日卻再規定新出售的個人電腦,都必須安裝過濾軟件「綠壩——花季護航」。若只是單純地推薦給不熟悉電腦科技的家長,也許會 是個貼心提示;可是強制要求成年人安裝,而且指定了軟體,用公帑去製造市場壟斷。再者,和「綠壩」有關的兩家公司,均和中國軍方、安全部有聯繫,試問豈能 讓人相信,這個舉動純粹是防止對青少年「有害」的資訊流傳?

「綠壩」既可記錄電腦使用網絡的情况,又會變身為信息中心,於是乎科技公司便可以知道用戶的信息內容,而「被禁網站數據庫」則由科技公司處理,用戶 根本不知道哪些網站被禁。而最令網民害怕的,是沒有人知道「綠壩」會否和防火長城(編按﹕即中國防火牆)「合作」,進一步打壓網民,包括重點監察自行移除 「綠壩」的用戶。

內地監察網絡的手段層出不窮,一再借「反低俗」、「保護青少年」之名,行收緊網絡自由的露骨舉動,不一定是為了鞏固網絡治權,反而可能是教化人民的 示威。隨着內地教育水平提升,民智早已開發到另一個階段,強迫人民當順民的年代已悄悄過去,這種家長式管治也應改變,與其加強社會控制,不如發展公民社 會。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公民社會才開始建立,有論者指內地公民社會已從理論走向實踐,但四川 地 震後1年,公民社會依舊無力,內地的民間團體一直極難得到法律認可,資源更是少得可憐,於是乎不能發揮民間組織參與救災工作的最大功效。或許天災並不常 見,但公民社會並不單是用來救急扶危,也有監察政府和反映民意的政治功能,不久前的「草泥馬」惡搞,是網友對「反低俗」網絡大清洗的反抗,也是公民社會的 重要表現。

打壓公民社會 違大國崛起姿態

建立好公民社會,遇上大型災害可以分擔政府的負擔,在風平浪靜的日子,則可以拉緊社會網絡,可替政府收集民間意見,真正走向和諧社會的路。政府顧忌 民間組織形成難以控制的政治力量,但共產黨地位穩固,根本不用害怕人民參與社會,這樣打壓才剛萌芽的公民社會,只會落得胸襟狹窄的形象,和大國崛起的姿態 完全相違。

如果一個國家有成熟的制度,和先進的公民社會,即使最高領導是一頭牛,也不會出亂子。可是要做到這樣,首先便不能讓第四權旁落,即使是資訊自由也不 應限制,要讓人民啟蒙、自己學行;而不是把人民推左拉右。既想令人民更有競爭力,又矛盾地要他們做木偶。縱使經濟發展了,人民仍活在沒有自由、不能思考的 國度,這個地方還是一個暴發戶。

作者是Roundtable成員

彭志銘:立足本土,敢於面對。

June 9, 2009 Leave a comment

(訪問刊於META08 出版力!)

訪問、攝影:何子豪

按:次文化堂的形象是出位、敢言,當人家出版愛情小說的時候,它偏偏出版研究粗口的專著,還有諷刺高官的小品。社長彭志銘罵盡政府、商界、年輕人,但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其實他是責之深、痛之切。

M:META
彭:彭志銘

立足本土由香港精神開始
M:從製片人轉行做出版是因為要「搞搞震」,為甚麼認為出版可以做到?

彭:拍戲和出版都是製作。拍戲時想出的喜劇笑料、偵探橋段,都是動感的;也有相片等靜態東西。但是,很多東西是拍電影做不到、而只有出版才做得到,所以我做出版。

當 年我很討厭那班電影人的虛偽行為,不想同流合污,所以有兩年不幹電影,去搞出版。那時是1988年,我打算做些號外式的、和社會有關連的東西,一年後便是 六四。六四最大衝擊,就是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如何面對自己的國家、生活、民眾。當時的啟發、衝擊,加上出雙周刊蝕到仆街,所以就轉做月刊,而月刊主 題則是和社會有關,接近你們這本懶有理想的東西。豈料原來香港不接受,尤其是那個年代,所以轉做書籍出版,不再做雜誌。

M:剛提到六四帶來震撼,對你們的出版理念有何影響?

彭:要當一個香港本土的出版社。本土是立足香港、和香港有關。因為回歸之後我們常倚賴大陸,然後就會失去自己。若果留意政治、經濟、文化,可以說香港已經死亡。因此,立足本土讓我們保留多一點香港精神,所以我們有關香港文化的出版比例較重。

我 的出版社是個人獨大,不理會任何人。我不會給面子,知道曾蔭權這個廢柴、死老左,搞統戰便會揼;如果民主派做得好差,我地都會「勢」它。這就是我的做人態 度,不會因為認識你而給你面子,否則是對大家不公平。因為我乜都夠膽死,所以不會有資助,不會有共產黨扮friend撐我地。當然,也不會有民主派的人和 我們做朋友,而稱讚他們。我們說一是一,這就是敢言。

M:次文化堂的書作風敢言,如何面對發行的壓力?

彭:不需要擔心這 些問題。因為只有部份書會受到壓力。何況,做書的態度不應著重金錢。你當某種工作,就一定要面對職業帶給你的壓力。其實我們知道哪書會有問題,若是害怕便 不要做,否則只有面對。有人打壓錯不在你,而是這些人出醜。因此絕對沒有甚麼壓力,也不用擔心甚麼,只要繼續做很多人稱讚的事,又何必怕那些人看不過眼?

M:次文化堂下有幾個標籤,例如四筆象、三隻貓,有甚麼特別意思?

彭: 這裡有兩個作用,第一是形象問題,很多出版社也會分好幾個標籤,讓人感覺到這個專門出版愛情小說,那個出版政論;第二點是考慮成本,因為現在的發行公司, 無論你出多少本書,結帳也是一個數目。若果分拆出來,便有幾間發行公司結帳,營運方面便會較有彈性,不用給一間公司「攬死」。情況就像我們會給幾間印刷廠 印書,避免技術故障延誤了出版。

M:剛提及香港很多事情都依靠大陸,那香港的出版定位應是怎樣?

彭:要有自己的風格和定 位,否則只會是大浪的一滴水,註定被人淹沒。現在大陸出品比我們高質素多了。香港已經失去一種競爭力,不論是製作或內容,全部輸掉!例如,你要講歷史,人 家成群學者專家;你要講政制,人家可以隨便說,你要依賴人、聽人講,完全迷失了自己,甚至要為了擦鞋而講人家愛聽的話。香港成班廢柴,任何一個環節、範疇 都不及人家,只談出版,就沒有一個專業,整盤散沙。在這個剝削、沒有責任的年代,有了問責制就沒有人負責任,以前大學生中學化,現在是小學化,連中文、英 文也不懂,何來文化?不讀歷史如何知道自己身份,如何知道自己正在流哪一個文化的血?

要有自己的風格和定位,否則只會是大浪的一滴水,註定被人淹沒。

M:二十年的出版經驗,最難忘的是甚麼?

彭: 最難忘的是早兩年過身的余慕雲。他六十歲時,我因為做訪問而結識他。他那時沒有工作,畢生搜集香港電影史料,所以很窮。當他看到一本陳舊的電影雜誌,寧願 問人借錢也要購買、儲存起,這些史料現在已捐給香港電影資料館。當年還未有香港電影資料館,他想寫一本香港電影史話,不過無論是靠電影發達的邵氏、嘉禾電 影公司,抑或是國際巨星成龍,都沒有回覆他的請求。一個整理了三十年電影紀錄的老人家,倘若「大吉利是」得了個老人痴呆症,這些東西都會失傳,可惜就是沒 有人願意給他一兩萬出版。

我很想幫他,雖然整套書出版需要很多時間,但可以由默片時代開始,逐本出版。後來吳昊等人知道這件事,覺得很過 份,於是替余慕雲申請了一筆政府寫作基金,讓他完成書籍。這個例子不是我本人的一個好的經驗,但它說明了這個地方有班廢柴當道,他們忘本地打壓你的文化, 也不會感恩從電影得到的東西,這就是香港。

M:如何決定那些書不出版?哪些內容不要?

彭:我只有一次不願意替人出書。那 人申請了藝發局兩萬元資助,完成初稿後要找出版商認投,希望我幫佢出書。但是他竟然把資助當作自己的旅費。我立即用粗口趕他走,藝發局的錢是公幤,是資助 有寫作動力的作者,出版沒有市場但有價值的書籍,他竟然拿去遊玩,實在太沒有責任感。這又反映藝發局十分低能,吔吔烏批錢出些垃圾,每年書展藝發局都有一 個攤檔,把它資助的書列出,全部是都是垃圾,這個就是香港。

編輯和出版公司只是接生者,任何作品都是作者的,所以我們隻字不改,不止版權,還有精神。當然,若果作品有違反法例,或最簡單的錯別字,我們會幫你改正。但是我們不會作者的精神,否則所有東西都按編輯意思去做,是不恰當的。

M:那麼我們是否不應該指望政府推出政策去推動閱讀風氣?

彭:政府應該做份內事,我們希望它發展文化,但它卻在管治文化,令文化萎縮。從前港英政府有殖民地政策,但現在回歸了,是否應該有自己的東西?對不起,政府只要聽話的人。

舉 個簡單例子,有一年我們出了一本《老咸書》,書展的時候有班人要求我們停售,否則拉人封舖。我告訴他們這本不是咸書,而是研究香港咸書文化的研究品,他們 卻自稱不懂文化。這令我很氣憤,政府竟然找一些無文化的人,執行文化的事,是否有病?香港政府就是這樣廢,多年來都沒有進步,從未成立文化局就可想而知。

出版浮世繪
M:你如何看待大集團和小型出版社的分工和交流?

彭: 小型出版可以做好多有理想的事,因為不怕蝕;大集團要兼顧多方面利益,大量計算令它變成同一個模式,所以沒有精采的東西出現。小型出版商自主、有彈性,這 才帶動到新東西。在大集團找不到真正的創作自由,比如要你寫人狗戀愛情小說,但終歸是愛情小說,但政治愛情小說,就不可以了。

小型出版可以做好多有理想的事,因為不怕蝕。自主、有彈性,這才帶動到新東西。

M:自資出版這幾年有沒有進度?

彭:誰都可以出書的時候,質素便會很參差。他們把書當卡片派,而不是視文化為事業;幫人出版的又是有缺陷的出版社,純粹為了賺錢,並不專業。最後自資出版社賺了錢,但和客戶的關係便變差了。

M:當出版成為宣傳途徑,是否代表它已走向衰亡?

彭:如果你想練筆便寫Blog吧,何必要印出來?印出來的意義是甚麼?無人答到我。從前沒有網絡,才要印出來公諸於世,為甚麼一定要破壞樹木,搞這麼多事出來?就好像你們這本不好賣的雜誌,印來做甚麼?你們也要反思。

M:有人說過香港出版十年會死,你覺得會更短嗎?

彭:你要搞清楚甚麼是死──是沒有印刷廠,還是文化已死。我敢說只要我彭志銘退休,香港便再沒敢言的出版社。我不是說沒有敢言的人,但敢言的出版社便消失。你說香港有哪間出版社敢言?

M:最敬佩哪個出版界的人士。

彭: 台灣的出版小巨人、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他過身時不過五十來歲,很年輕。八十年代台灣報禁,因為金庸從前是共匪,不准出版金庸小說。沈登恩為台灣發行了金 庸小說,甚至被國家局拉去問話,可惜金庸反面不認人。第二,是沈登恩把台灣的鄉土文學帶出來,現在陳若曦那班大哥,都是由他的名下走出來。甚至乎城邦的詹 宏志都是打他們的工。

動盪的八十年代尾,沈登恩想出版一套世界文學名著。雖然那時已有一些訂單,但出了幾本銷情仍不理想。他堅持要把整套書出版,最後蝕了八千萬台幣,一舖清袋。因此他最後的幾年過得很差,一來經濟不好,二來台灣景氣也不是很好,很難去經營。

上面三件事顯出他的勇氣,推動本土文化和出版理念。另外,他多年來奔走華文出版圈,做了很多版權工作,可惜因肝癌過身。很多人看不起他很窮,甚至說他很愚蠢。我很少尊敬人,但很尊敬他。

M:出了這麼多本書,有哪本最滿意?

彭: 其實沒有甚麼大的滿意,嚴格來說是《小狗懶擦鞋》,無論是可讀性還是內容,都有質素。另外,即使粗口也好,也是語言的一部份,若果沒有這部份,語言少了一 些。起初我也怕低能政府查禁,因此找了文字專家容若、掌故專家吳昊、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來為我寫序,到第四版我再找很多名人推薦。

M:有甚麼書想出而未出到?會介紹甚麼書給年輕人?

彭:香港政府的低能事件。我想在回歸十周年結集成書,出不到的原因是太多,多到寫不完,每天也有更新。根本沒有可能出到,除非是斬件推出。

我只叫你看金庸沒有用,要看每個人的能力和興趣,看有感覺的書,才會有多元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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