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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事件與公民參與

(刊登於2010年01月11日《蘋果日報》)

剛過去的星期五是立法會財委會就高鐵議案辯論的會議,過千人包圍立法會,表達對政府方案的不滿。近年香港的公民參與十分蓬勃,儘管在公民社會指數中,香港公民社會的整體評分一直不高,但民意政治一直處於高分,市民積極表述,為政府提供很多訴求。

功能組別貶抑公民參與

然而政府多年來對公民參與持抗拒心態, 對市民的表述視之不理,令市民只能透過遊行、示威去表達意見,除了人數成為管治指標,示威訴求往往被忽視或被扭曲,然後墮入惡性循環,政府只當遊行示威是 滋事分子的煽惑,而社運分子也不信任政府。缺乏互信影響了公民社會的效率,也白白浪費了香港的言論自由及市民的汗水。

造成這種現象,表面是政府的 抗拒心態,實則是政府精英管治的結果。曾班子領導政務官團隊,承襲着精英管治的制度,當中包括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功能組別議會制度,自然不重視公民參與模式 下的專業政策分析。可是這種精英統治的政治制度,正正是公民社會發展其中一個很大的限制,因為它會導致政治不平等的情況,嚴重者會令公民參與貶為民粹主義 運動。

這次高鐵抗爭,新高鐵專家組以充份的數據及仔細的規劃,打造了另一個完善而可行的「錦上路方案」,這展現了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長足進步,用理性去影響政策,令人耳目一新。這方案顯然地不是民粹主義,卻仍得不到重視。

問題的癥結是精英管治局限公民社會發展,而要打破局限,就要優化制度,建立公民參與架構,透過制度去強制政府監察(當然不能是監控)與評估公民社會發展,從而採納其倡議的政策。

除了市民參與,以社會資本、互信幫助弱勢社群之外,要發展公民社會必須有一個健全、民主的體制。經過高鐵事件,我們再一次看到公民參與在缺陷制度下如何軟弱,便再一次解釋為何功能組別應該廢除,雙普選必須出現。

陳祖為教授在《社聯政策報》第五期引述公民社會的學者,歸納了幾個公民社會的核心功能,包括:
1. 表述、確立、鞏固一些社會價值;
2. 促進志願參與和互助,而非只依靠政府、專業;
3. 服務提供,解決社會問題;
4. 社會創新,包括創業、領袖、倡議的工作等,站在社會最前線,領導社會發展。

請議員投下有良心的票

這些公民社會的核心功能,由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專業聯盟和社會企業努力實踐,而那班「八十後」透過社會運動去建立了一套本土文化的新價值觀。「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那些坐在議事廳,掌握決定權的一班曾經熱血的中年人,是否也應該做成熟的決定,投有良心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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