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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錢解不了仇富結

September 15, 2010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九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中國人有句說話:「發財立品。」就是說一個人賺錢也要兼顧品德,不能巧取豪奪,由此延伸開去,這個人在飛黃騰達之時,更應該建立自己的形象,甚至用自己的財產回饋社會。簡而言之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這正正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經常掛在口唇邊的說話。這位手握千億港幣資產的潮州商人,多年來一直熱心公益,在過去三十年透過名下基金會捐出超過一百億。在遙遠的美國,世界首富蓋茨及股神巴菲特發起的財產捐贈計劃,呼籲富商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後,捐贈一半或以上的財產,二人得到不少富豪的響應。的而且確,今天的富商對慈善事業十分慷慨,但他們是否真的可以建立良好形象,甚至成為社會模範?這個算盤在香港便打不響了。

儘管過去三十年來,李氏一直不遺餘力地捐款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提起他的名字,香港人絕少會聯想到慈善家的身份;相反,人們只會想到李氏投資遍佈香港,然後便是五花八門的挪揄,例如香港人發明「李氏力場論」,嘲諷李嘉誠的財力大得足以影響天氣,能夠產生力場讓颱風在股票市場交易時間不會吹襲香港。過去亦有媒體製作短片,指香港人的生活難以和李嘉誠脫離關係,從房地產到電訊服務,以至百貨零售,李氏業務在當中也佔有相當份量,市民甚至由此衍生出「香港人一生都為李嘉誠打工」的說法。因此,說李嘉誠在香港市民的形象,怎樣也說不上是好。李氏的賺錢能力及奮鬥經驗的確為人稱頌,所以他有「李超人」的綽號,但過去鮮有香港人會用慈善家去形容他。香港社會近年更彌漫著一片仇富心態,即使李嘉誠日前承諾未來十年將會再捐一百億以上,也似乎難以扭轉市民對富商的壞印象。

回想七十年代,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才剛崛起,香港人一起高唱《獅子山下》,堅強面對生活的逆境,深信成功由手創造。那時候香港經濟起飛、福利政策越見完善,社會並沒有所謂的仇富心理,富有的人更是父母教導子女時的榜樣,何以在回歸後十三年,香港人會對富有的人恨之入骨?

流走了的黃金歲月 向下滾動的東方之珠

其實這些仇富心態來自香港社會流動性不斷降低,從當年遍地黃金的神話年代,走到今天「M型下流」、貧富懸殊的景況。香港的堅尼系數在已發展地區之中最高,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多達百多萬。普遍勞動階層的薪資追不上通漲幅度,但在經濟低迷時卻同樣遭受減薪待遇。企業即使錄到巨額盈餘仍然不調節員工薪金至合理水平,以至民怨沸騰。

今年香港書展熱賣的書籍《地產霸權》,由前地產商高層潘慧嫻撰寫,揭開香港大地產商的陰暗商業手段,直指其經營手法巧取豪奪,聯手控制樓宇供應,以至樓價不斷上升。那邊廂,他們連自然環境也不放過。商人魯連城購買位於香港西貢大浪西灣的地皮,聲稱興建有機農場,大興土木削去無價的自然植被,引起香港人嚴重不滿。大浪西灣有「香港馬爾代夫」之稱,那兒水清見底、鳥語花香,是石屎森林難得的世外桃源。事件被揭發工程非法霸佔官地、政府監管不力等問題,時值最低工資立法辯論的火熱時刻,於是進一步深化香港貧富階層的深層次矛盾。

以地產商為首,香港財閥基本上壟斷了香港各行各業,活在這個過往一直是自由市場實驗室的國際城市,香港人已習以為常。然而,富有階層在市場以外彷彿同樣得到庇佑。法官權貴的親戚襲罪獲以輕罪名起訴,縱使已有三次襲警紀錄,最終只判感化了事。這件案件卻又是相當古怪,例如被告人犯案當天先後襲擊一名交通警及女警,事後檢控官與被告人協議撤銷襲擊女警的控罪,以換取被告承認另外三條較輕的罪名,是被告不需坐牢的關鍵。此案雖然並無證據顯示輕判和被告人的權貴親戚有關,但已嚴重削弱香港市民對「司法獨立」這核心價值的信任。

從市場到法庭,由商業社會到大自然,富商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且對市民的生活構成巨大影響,從過往的「工作一輩子換來安樂窩」變成今天的「奮鬥一生仍取不到半片瓦遮頭」。在自詡為國際大都會的地方,連生活最基本的住屋問題也不能保障,香港人哪有不感到憤慨的理由?

即使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已足以解釋香港人為何對富商越見憎恨;同時,政府政策經常傾斜資本家,也讓市民深惡痛絕。前新華社社長魯平曾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承認九七回歸時為了穩住香港的資本家,在不少政策上都先考慮他們的利益。事過景遷,今天政府仍有數之不盡的決策,顯然以富有階層的利益考量,部份原因當然是這些商人在政治面向也有強大影響力,例如特首選委會大部份的選委就是商界中人。種種原因促成了香港人的仇富心理,而這對社會發展顯然是不健康的,因此李嘉誠宣佈未來十年會繼續捐款的計劃,亦希望藉此作為社會動力,減輕貧富階層的磨擦。市民的怨氣會否因此而降低,富商取之於民然後用諸於民,又是否有效?這裡將會是個有趣的思考點。

為何富商感動不了我?

「人生在世,能夠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時候,對社會有所貢獻,同時為無助的人尋求及建立較好的生活,我會感到很有意義,並視此為終生不渝的職志。」這句說話是李嘉誠基金會網站簡介的引文。過去三十年來,李嘉誠亦確實秉承這個理想不遺餘力地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

富商透過捐獻貢獻社會,其實是香港穩定發展一個重要因素。一直以來,他們出資興建了大量學校和醫療設備,為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提供良好的硬件,同時贊助機構的營運資金。於是政府投放的資源便可以更具彈性,集中在社會福利層面,以津貼形式減低市民生活負擔,例如書簿津貼和學費減免、公營醫療收費折扣、俗稱為「生果金」的老人福利。李嘉誠、蒙民偉、邵逸夫、田家炳等慈善家確實居功不少,我們在香港很多大學、醫院也會見到以他們命名的校舍和部門,如果我們想像一下他們把金錢捐去別的地方,實行簡單低稅制的香港即使有千億外匯儲備,著實也未必能夠應付七百萬人的福利需求。

可是,香港人習慣功利主義,老早認定了富商捐錢是為了揚名聲、建立形象,而捐出的款項也是「賺一萬元捐十塊錢」。每年多個的籌款活動,無論歌者是否入流、表演是否精彩,那些富有的總理總是數十萬地捐出來。觀眾早已對支票移交麻木,也把富商捐款視為理所當然,壓根兒不會考慮富商行善也有他的理想。李嘉誠基金會過去捐出的一百多億元,有三十三億由汕頭大學接收,扣除贊助其他國家的捐款,真正用之香港社會的金錢著實不是天文數字,何況即使李嘉誠承諾再捐三百億,也感動不了「每秒幾百萬上落」的香港人。不過,把思維轉換一下,若果富商把捐給香港的金錢都捐回內地,對他們來說其實沒甚影響,甚至可以幫到更多的人、立更大的名聲,對他們的內地業務也有極大幫助,但對香港來說便是難以想像的局面。因此,富商慷慨捐輸是必須得到肯定。

遺憾地,香港人就算肯定資本家的慈善理想,也會繼續仇富。畢竟富商行善與否,是他們自己的事,無關仇富的問題核心。實情是老闆在盈利節節上升的同時,大幅削減公司資源、剋扣員工的薪金,然後又慷慨向慈善機構捐輸,員工會否不痛恨老闆?所以說,要解決香港的仇富心理,理當由根本著手,既然是取之社會、用之有道,便應該貫徹始終。資本家應該首先拋開金錢萬能的既有邏輯,忘記資本霸權。市民其實不需要富商行善,只需他們少賺一點,不把樓價推至與天比高,或者透過其影響力支持民生政策,好像支持最低工資定於合理的水平、支持政府推出置業資助計劃等。因為面對當前窘境,無論是剛進社會的八十後青年,還是打滾半生仍未尋覓蝸居的中年人,也感到相當無助。既然李嘉誠那個矢志不渝的職志是幫助社會無助的人得到更加好的生活,那麼,超人應該運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香港弱勢市民,才是他當行的使命,也是最能醫治仇富心態的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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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規

September 12, 2010 Leave a comment

(結集於《通識詞典 5》)

香港人對「雙規」這個詞語不太熟悉,其實它最早出現於1994年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當中第二十八條第三款解釋了它的含意:「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

雙規的歷史與發展
雙規源於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貪腐情況嚴重,國內檢察機關需要一種特殊的組織措施和調查手段去查辦案件,「雙規」、「兩指」應運而生。其實兩者是相類近的東西,雙規是1994年的黨內條例,由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執行;兩指是雙規的進化版,自1997年5月寫入一般法律條文,由人民政府監察機關行使,舉凡調查違反行政紀律的嫌疑人員,也可使用。

雙規是非正式而且先於司法程序的黨內措施,主要針對高級黨政人員,執行於檢察機關調查之前。透過類似軟禁的方式,限制了黨員的人身自由,同時進行內部審查,被雙規的高級黨員通常都要下台和接受法律的審判,所以它可說是內地查處貪腐官員的屠龍寶刀。過去比較著名的雙規例子,是涉及遠華案的海關總署原副署長王樂毅。曾擔任地方紀委案件檢查室主任的內地學者李永忠,曾撰文解釋雙規的實際情況,他形容「『雙規』下的生活和『非典』隔離有類似之處。被調查對象與調查組人員同吃同住,惟一不同的是『雙規』人員與外界的聯繫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兩指和雙規最大分別,在於兩指不允許行使機關拘禁或變相拘禁嫌疑人員,但兩者都可以限制被調查者與外界聯繫,這是相當重要的。限制被調查者的資訊自由,令調查活動變得神秘,其實這樣做的用意,在於讓被調查者不知道自己所犯過的違法事情哪些已被揭發,哪些已經證據確鑿,這種資訊不對稱會方便辦案人員從證據、政治、心理各方面搜集破綻,處於必然優勢,成功入罪起訴的機會亦會大大提高。

雙規被扭曲使用的情況
雙規這種權力顯然容易被濫用,因此政府亦對此調查手法定下各種限制。行使機關不能隨意使用雙規和兩指調查嫌疑犯,只有掌握基本證據,而且該紀律檢查機關有一定級別,才有權批准、使用,而時間和地點都有具體規定。然而,有批評者指出雙規未能達到其反貪的原意,反而造成國內司法腐敗,因為此舉在體制上架空了公檢法,讓司法機關在某些程序後才為黨國服務,亦即是舉凡中共黨員被揭發貪贓枉法,先啟動調查機制的是中共紀檢機關,而非公安和司法機關,直至前者發現黨員觸犯刑律,才適時將案件移交司法機關,否則司法機關和公安只是擔當調查中提供證據的角色。於是乎,這個先於法制的措施便完全變成為某個利益集團服務、個人整肅政治異己的有效手段。

有這種「逼害論」,大概是因為出現了一班被調查過,但沒有被雙規下台、入罪的人,他們雖然免卻牢獄之災,但可說是有了案底,政治生命已可宣佈結束,身心是飽歷折磨。因為他們之所以被調查,有的可能是源於政治對手寫匿名信的誣告,也有的夥同中紀委內部相熟人員,按要求主動提供的栽贓素材,這些政治陷阱無日無之。因此一旦有案底,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打入地獄。

成立內地廉署並不可行
既然雙規是打正旗號肅貪倡廉的措施,但又有遭到濫用的機會,為何內地不參照香港聞名國際的廉政公署模式?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有當年港英肅貪的決心,而當年香港的貪污亦是相當嚴重,看來兩個情況非常相似,但當中最大的分別是香港當年是殖民地,廉政專員由港督指派,在較為精簡的系統,成立獨立部門便足以和貪污的官員、警察保持距離;今天若果內地成立廉署,直接由國家主席指揮,按理也會由國務院指派官員擔當廉政專員,然而內地晉身官場的路本已是黑幕重重,官員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難以做到中立持平,卻更容易成為權力爭鬥的武器。因此,新增一個單位負責處理貪污事件,不但會是一個肥缺,更會成為重要的權力角力場。如果由一個非官員出身的人擔任廉政專員,首要應付的是龐大官僚體系的反抗,就像當年香港廉政公署遭到香港警察的對抗一樣。

即使幸運地解決這道世紀難題,內地貪污程度也實在太嚴重,若果把所有貪污集團消滅,最有可能是徹底衝擊內地的官員體系。當年香港最後要特赦1977年之前的賄賂案件,才能保持警隊的完整及警察的軍心,但此舉大損廉署的士氣。當年廉署面對的只是千多名的香港警察,但今天中國的官僚體系更為龐大,所遇見的壓力及反抗將會更加利害。因此,把廉政公署模式移植到內地將更難成功。

要成功解決內地的貪腐問題並非容易的事,除了雙規兩指這些特殊手段,中國領導人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反貪工作的重要性,內地的反貪局也借鑑了很多香港廉署的經驗,可是中國第一任反貪總局局長羅輯指出,反貪局資金不足,國內的機構設置體制亦不合理,因此反貪局未能像廉署一樣發揮關鍵作用。更諷刺的是,在2009年6月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反貪局局長穆新成亦被雙規,估計其財產高達二億元。連反貪局長亦因貪污而被雙規,看來中國要徹底肅貪倡廉,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延伸閱讀

1. 《雙規前後》,海舟著。明鏡出版社,2009。
2. 〈揭開「雙規」的朦朧面紗〉,李永忠。
3. 《紀檢專題研究文論選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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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

September 12, 2010 Leave a comment

(結集於《通識詞典 5》)

「海歸」這個詞語在中國相當流行,也有人戲稱為「海龜」。顧名思義,它指的是一班從海外學成歸國的人。其實海歸和留學生分別,除了後者不一定回國發展,還可以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海歸派留學的國家都是比本國先進,故此可以把學習到的經驗回饋本國。於是乎,海歸派才有高人一等的感覺,情況就好像香港社會也有「浸過水的人比較優秀,見識亦是土生土長的學生所不及」的講法。

海歸的歷史與發展
中國第一個海歸派,相信是清代的容閎。他於1850年入讀美國耶魯學院,畢業後返國提出把西方文明引入中國。後來在曾國藩、李鴻章支持下成立駐洋肄業局,保送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學美國,他們都對現代中國發展有重大貢獻,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官唐紹儀。自此以後,往來中外的留學航道絡繹不絕。在中國近代史大名鼎鼎的,例如孫中山、蔣介石、鄧小平都是海歸派,他們改良了當時的技術,也衝擊舊有的思想體系。

過去海歸派如嚴復把西方的重要思想和學術整理,系統地把社會學、政治學、自然科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又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等多部經典。但是,今天的海歸帶回國的僅僅是技術或管理技巧,沒有改良國內政制法治的理想和抱負,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美國智庫布魯京斯學會曾以「海歸現象」為題舉行研討會,指出了中國海歸派的發展:從晚清到民國的階段,亦即是前文所提到的「海歸」,他們扮演著「革命者」的角色,引入外國的發明、思想建設祖國;到了中共建國初期,海歸帶回來的技術應用在工業化和現代化兩方面,大大加快了中國崛起的進程;今天適逢改革開放、經濟起飛的勢頭,這一批新海歸的作用在於協助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

海歸的概念重點
我們不難發現海歸和國家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事實上「海歸」所隱含的概念是本國的教育及技術仍未足夠,需要專才到外地進修。於是,出國留學學生的數量和學生回歸本國的人數,正正是國家發展速度和態度的指標。

過去十年,內地教育和生活水平提高,「海歸」人數大幅上升。2008年中國有接近十八萬的留學生,有九成學生是自費出國的;而中國近年高速發展,求才若渴,亦需要海歸擁有的外國視野及先進技術,因此近年有不少吸引人才回國的計劃,致力建立海外人才回國的「绿色通道」,包括2007年的《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十一五」規劃》、有千人計劃之稱的「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提供了諸如一系列優惠去吸引留學外國的尖子回歸本國,加快金融、科研等不同機構的發展。每年舉辦的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讓企業展示吸納海歸的大計,2010年的大會主題是「人才改變世界」,探討金融危機後人才流動的新格局。這類吸引人才的活動近年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

但是,願意歸國建設的學生其實不算很多。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中國出國留學生超過一百六十萬人,但學成回國的不足三分之一;前文引述2008年的數字,十八萬留學生當中亦只有約七萬人回國發展,卻已比前一年增長了約五成半。這個現象當然表示了中國學生在外地受到重視,也收到條件優厚的聘書,不用回國找尋機會。另一邊廂,亦表示了回到中國的誘因不及過往,可能是留學生希望在國外開拓人生,可能是內地政治環境未如人意,也可能是發展機遇仍然不足夠。否則內地不會在「海歸」熱潮中冒起「海待」這個字眼。

從「海歸」衍生出來的「海待」
雖然海歸留學的國家都比本國好,但畢竟個人素質所限,部份海歸的能力並不比本國學生優勝。隨著自費學生越來越多,留學生其實不一定是出類拔萃,這情況在香港也很常見。於是,海外學生歸來並非找到工作的保證。即使海歸是真材實料的能力佳、見識廣,但若只追求高薪厚職,不願放下身段從較低的職位做起,仍有可能未能就業,「海待」這個字眼便應運而生。

被戲稱為「海帶」的海待,即是在家待業的海歸。除了因為不了解就業市場,海待的出現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學生留學時沒有目標,回來時未能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畢竟仍處於發展階段的中國社會,比較需要專才而非通才;海歸亦可能習慣了外國文化,反而未能即時融入中國各級單位。

「海歸」和「海待」的啟示
每個國家也有留學生,也必定有過海歸回國建設社會。那麼中國的海歸有何特別之處?其實談中國的海歸現象,是處理當前熱烈討論的中港融合關鍵概念。

越來越多人北上發展,人力資源機構紛紛指出青年人不應該介意中港兩邊走,甚至以內地市場為基地。香港大學生北上求職,面對的競爭者包括一眾海歸人士,而且擁有相同的心理關口,即是也是其實本質上和海歸情況十分類似。首先是內地市場的薪酬仍比香港低很多,香港人能否適應數千元的月薪是第一個挑戰。這不同於內地留學生不願放棄外國的高薪厚職,而是拿著每月數千的月薪,是否足夠在內地生活、給父母家用,以及償還那大學生的原罪──專上教育貸款計劃?

其次就是和內地學生的程度差異。如果香港學生視北上發展為最後出路,或者因為認為自己能力不足而回內地尋找工作,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為海歸現象告訴我們,內地的教育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香港人相對內地求職者其實沒有多少優勢,而且不適應內地工作文化更是一個弱點,說不成還會成為另一位海待人士。

中港融合是香港的重點發展方向,人才流動則是融合過程的關鍵。事實上,香港人甚至不能自視為海歸,因為他們不是內地教育系統走出來,其身份是介乎在海歸與外國專才之間。因此,年青人北上發展之前,應該擔心的不是當地生活條件、娛樂設施,而是自己是否已準備好和內地更多的人競爭更低薪的職位。

延伸閱讀:
1. 《海歸 : 中西文化衝擊波 》,周熾成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2. 《建國初期留學生歸國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3. 《海歸時代 : 中國海歸精英大視野》,王輝耀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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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August 10, 2010 Leave a comment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刊登於《香港商報》2010年8月10日)

統計處日前發表30年期的人口數據,處長馮興宏指出,隨著人均壽命提高,退休年齡可考慮延遲5年,藉此為香港提供超過一成的社會生產力,使長者運用其經驗,成為社會珍貴的人力資源。不過,筆者認為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明智。

去年社會最激烈的論述是世代之爭,當中公認的論點是社會流動停滯,部分原因是年長的人「霸佔」其位而不退休,令年輕人未能上位。若果把退休年齡再延遲5年,年輕人便更難升遷至管理階層。長遠而言,只會加劇社會青黃不接的情況。至於勞動階層,超過退休年齡仍繼續工作的,都是仍然背著家庭負擔的市民,例如早前在小巴中暑身亡的老司機。延遲退休年齡的確可以令這類市民名正言順地繼續工作,但這又是否我們社會樂見的情況?

更實際的問題是,社會勞動力根本過剩,自願退休年齡越來越早,很多四、五十歲的市民已嘗過「肥雞餐」。不少人中年失業,唯有投身保安、清潔工等低技術工作,令人懷疑勞動市場是否真的需要老年勞動力。

在大企業身居要職的老臣子,或許樂意遲點退下來;但從小市民的角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似乎令生活更艱難。體力勞動階層的價值隨著年紀而遞減,即使僥倖未被解僱,也可能被減薪至難以生活,又或者到了百病叢生的階段,他們不是希望可以繼續捱下去,而是快點退休拿回強積金,然後節儉地渡過餘生。

於是乎,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有利社會。對年輕人來說,向上流動變得更難;對低技術勞工來說,距離拿回強積金、申請生果金的日子更遙遠;對整體社會來說,世代之爭加劇、年輕勞動力缺少發展機會,間接窒礙了社會的發展。

筆者曾撰文《去哥本哈根不如發展社企》(《香港商報》2009年12月23日論壇版),指社會企業能夠令弱勢社群自力更生,其實這種社會資本,亦可配合人口政策,讓老年人貢獻社會。坊間早已有不少社會企業,為環保、家庭保護、社會公義等議題工作,然而發展相當緩慢。若果那些有豐富經驗的退休人士,可以在社企界展開人生下半場,貢獻經驗、勞動力和資金,相信會為香港的社企帶來強大的動力。

另一方面,退休後參與社會企業,亦可為市民帶來好處。上一代的家庭經濟支柱,不少把一生獻給家庭,從未談及人生目標,退休後容易感到生活苦悶,既沒有金錢消費娛樂,又發覺與時代脫節,參加社會企業便可以讓他們重拾人生方向。雖然社企的工資未必豐厚,但卻是重要的生活津貼,變相減低了政府的負擔,這才是真正促進社會和諧。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會企業,可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而統計處的資料,正正顯示政府需要盡快設計社企的發展藍圖。

Facebook可以突破網絡動員樽頸?

August 3, 2010 Leave a comment

觀乎今日香港的社會運動,從網絡走出來的網民越來越多,不再只有獨立媒體一類的團體,例如星屑醫生便從博客成為城市論壇常客。網絡動員可以聚集不同階層的人,港台節目《數碼起義:公民新力量》指出,他們可以是社會運動的新面孔,但這些群組的連結相對薄弱,當議題告一段落網民容易人間蒸發,這種動員方式雖然充滿彈性,但始終欠缺系統。

Facebook在香港的網絡動員佔重要位置,而它牽頭的網絡3.0,或許正為網絡群組欠缺持久發展提供了解決方法。網絡3.0最簡單的構圖是這樣的:

農夫和技術人員在同一個網站鍵入「蘋果」,前者取得關於耕種蘋果的情報,後者看到蘋果電腦最新一季的價目表。

這種網絡世界高度個人化,一方面衍生了私隱問題,另一方面則可能改變網絡動員的可能性。

現時網絡動員未能維持長久關係,主因是資訊太多。例如今天我參加了支持最低工資群組,即使這個群組有更新消息,但由於我的朋友太多,他們分享的其他資訊令我看不到群組更新,雖然我仍關注最低工資這議題,但不會重返這個群組。然而,當社交網站知道我對這議題相當關心,便會不斷把相關新聞、群組的更新,甚至包括我沒有參加但性質相同的群組,放在當眼位置。因此,不但群組內會員的關係變得緊密,連群組間的連結也變得更強。

如果把這個猜想逆向思考,一個群組亦可以看到最活躍會員的消息,這相當有利於鞏固會員的忠誠度,舉個例,假設工聯會發現很多支持者其實都反對堅守時薪三十三元,它便可以自行計算退守的空間,變相對自己的籌碼更加認識。

當然,以上假設完全忽略了個人私隱的因素。可是我認為私隱因素影響不大,因為政治立場並非很敏感的資料,網民都樂意分享。因此,如果Facebook改革網絡真的成功了,不但會立即改變網上行銷模式,更可以令網絡群組真正緊密起來,幫助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這是任何政黨和團體都需要留意的趨勢,因為當網絡進入以人為本的年代,類似的改變只是剛剛開始。

沒有私隱的年代

August 2, 2010 1 comment

(刊登於《香港商報》2010年8月2日)

當年八達通推出市面,香港曾有過反八達通大聯盟,其中一個反八達通的理據,是八達通公司為什麼要扣起50元按金。多年來,好像從來沒有人透露過八達通公司因而賺取多少錢,反八達通的聲音越來越小。然而,曾經出現「易辦事事件」的八達通公司,現在連誠信也出了問題,難怪這次的販賣個人資料事件惹起公憤。

八達通不是唯一獲取過多客戶資料的公司,在香港申請、使用很多服務,都奇怪地需要一些額外的資料,這些資料明顯是不需要的。例如學生去「K房」唱歌,不知為何要出示身份證登記,而不能用學生證代替。筆者也肯定不只八達通一家販賣客戶資料,試想香港人經常收到銷售電話,對方總能夠說出你的姓名,但你從未光顧過。這類厭惡的電話明顯源自某些公司販賣客戶資料,只是八達通公司東窗事發,還要前言不對後語,企圖開脫責任,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更重要的,是八達通已成為很多人生活的必備工具,諸如屋苑出入登記、自動增值服務,市民都要或主動或被迫地使用,於是問題便升級至另一個層次,八達通公司肩負的企業責任應該比一般公司稍多。何況它掌握的不只是個人資料,還有市民的消費習慣,有輿論甚至指出,憑藉這些資料有機會拼湊個人行蹤。

幸好這次事件得到社會正視、私隱專員和議員的跟進,但若侵權的是網絡世界巨頭,實體是一家遠在美國的公司,又有誰為我們申訴?

Facebook大行其道以來,其私隱保密技術一直為人詬病,但我們一樣照用可也,而且越用越上癮。該網站複雜的私隱設定,讓很多人的個人資料任意公開,這還可以說是用家自討苦吃,但Facebook的網絡世界發展藍圖,進一步紀錄網民習慣,這便是魔鬼的誕生了。它的目標是打造高度個人化的網絡世界。

假設有兩個人在網站輸入蘋果,農民用家便會找到耕作資訊,而技術人員便會找到科技產品目錄。現在廣受歡迎的贊好(Like)功能,其實正正就是收集網民喜愛資訊的工具。經過數據統計,系統便能清楚分析你的興趣、成長背景、消費力階層等,然後Facebook使用和八達通公司一樣的理由,以合約的形式把用戶資料轉售給夥伴網站,讓用戶到夥伴網站時可以得到更加個人化的資訊。這表面是方便了我們消費,但實際上嚴重幹預個人生活,尤其網站掌握的不只是網絡公開的生活足印,還有用家之間的私密交流資訊。

私隱專員如何處理八達通事件固然是關鍵,但筆者更希望市民藉這次事件開始思考個人私隱的重要。一直以來,大家雖然對各項服務苛索個人資料反感,但也經常無奈接受。溫水煮蛙容易令人失去警覺,使警訊案例不斷在現實重演。

筆者不是勸各位停用Facebook,而是應在有主動控制權的情況下,盡力保障自己的私密資料,畢竟我們已進入了沒有私隱的年代,稍有鬆懈構成的後果,往往難以估計。

認了吧!香港書展只是商業活動

July 25, 2010 Leave a comment

貿發局禁止少女模特兒進駐書展,但我覺得應該禁止的是書籍,不過是所有非商業類的書,例如印數不足五千本的書。

書展時節總會看到幾個話題,甲自稱很多年沒有去書展、乙發誓下年不會踏足這個變質的文化場地、丙討論大會迂腐的禁書名單,上至報章著名文化人,下至網絡博客小讀者,大家對書展都充滿期望,彷彿那是一個知識份子朝聖地,或許他們心底在想像香港版的法蘭克福書展,於是看見書店買到的書、發現折扣不吸引、體會人擠人的浪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便加倍呈現。其實大家心目中要一個怎樣的書展?或許一年閱書不足十二本的香港人,心中也沒有藍圖。

書展,當然就是要把新書展出,亦即是說只要參展商展示去年書展後出版的書,就完成了本份。至於書籍的質素、出版商的種類,就要看大會對這個書展的定位。比如去年冬季的九龍城書展,參展的都是中小型書商,書籍也較有文化內涵;每年辦的香港書展,則是由貿發局當家作主,商業成份一定更高。既然香港書展是由貿易界別的機構舉辦,便應該擔當文化轉口的角色,把香港最熱賣的書籍展出,非本地的行家才能了解香港的潮流和社會品味;另一個應該擔當的角色,就是利用香港優勢推銷的賣家,例如售賣內地禁書。除了它們深受內地讀者歡迎,是商業書籍之外(香港習慣以銷量而非內容為書籍定位),也因為這可顯示香港尚有出版自由,有利推銷這裡的營商環境。

那麼銷量低於五千本的書便沒有存在價值嗎?顯然不是。首先香港不是每年只有一個書籍展覽,只不過大家忽略了較細規模的,例如曾經有過牛棚書展、上文提及的九龍城書節和冬季的大眾書節。當大家都認為香港書展是神聖不可侵犯,不該讓低俗的書進駐時,難道沒有想過所謂「文化品味高」的書,正正因香港書展而降格嗎?君不見很多知名教授、評論人出版的著作,兩三年過後便會在五元優惠區出售?當書展的定位不是推廣公共知識下放,香港書展注定是非主流書籍的散貨場,因此書商旨在清貨是聰明和務實的做法,而社會各界亦不需要為此而婉惜,更不要認為文化書籍是展場主角。其實真心支持非主流書籍的讀者,便會懂得去該去的地方。

因此,香港書展充斥旅遊書、售賣寫真集其實並無不妥,它更應該推廣電子閱讀,甚至以此為主打。我們要討論的不是應該讓誰進場宣傳,或者新書發佈會的長短,而是為何主辦單位和社會大眾會認為香港書展有這樣高的道德責任。如果這些指責和行為,源於羞於承認香港流行的價值觀,那只是虛偽心作祟,不用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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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審判香港的科學教育

April 21, 2010 Leave a comment

「一個科學家研究原子核能的實際用途,是否需要負上道德責任?」這個問題是《哥本哈根》的故事核心,而玻爾和海辛堡的神秘會面確實不止是一件物理事件,這個獲得東尼獎最佳劇本的故事,是科學和現實相撞的一次重要想像,亦是給香港觀眾一個全新的體驗,因為香港從來不著重科學史,於是乎令大眾往往有「科學與我何干?」的疑問。

二十世紀初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開墾著量子力學的麥田,但英雄總是生於亂世,當量子力學的基礎大致奠定,戰爭亦隨之來臨。《哥本哈根》記載的故事是1941年兩位物理巨人的會面,背景大概是這樣:丹麥物理學家玻爾是原子物理之父,也是德國人海辛堡的老師。德軍攻陷丹麥後,政治原因令玻爾和海辛堡情同父子的師徒關係變得尷尬,但海辛堡仍排除萬難,安排和玻爾見面。這次的見面十分短暫,但卻引來世界的關注,因為當年一直傳聞海辛堡為希特拉製造原子彈,而原子彈的原理和玻爾的理論有密切關係。然而,這次的會面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甚至連當事人也這件事有不同的講法,到底海辛堡是為德國當說客,還是要刺探同盟國的軍情;是簡單的師徒相聚,抑或有其他政治目的?一切到現在亦沒有答案,而《哥本哈根》則企圖用超現實的想像來解開這重要的歷史迷團。

雖然這迷團是關於一個晚上的短聚,但當中的歷史矛盾、科學背景,牽涉到數十年的江湖恩怨,要在三個多小時把來龍去脈弄清楚,然後企圖歸結一個「結局」,當中有相當大的野心,亦是極嚴峻的挑戰。事實上,觀眾需要對量子力學有基本認識,方能明白劇本的匠心獨運,遺憾的也許是文本比較艱深,觀眾需要時間去消化內容,演員的速度卻快如閃電,這雖然充份顯示了科學家在談論理論時的雀躍和興奮,但對觀眾來說,是不友善的安排。儘管場刊導讀印有幾個重要理論的解釋,量子力學畢竟是物理系二年級的課程,單是海辛堡和玻爾的理論,已是價值三個學分的課程,豈是觀眾憑短短幾千字的描述可以弄清?然而,整個劇本正是應用了海辛堡的測不準理論,於是觀眾必須硬著頭皮嘗試理解,而演員也要挖空心思去平衡戲劇的流暢度與觀眾理解內容的速度。

舞台上的窘態正指出了推廣科學的困難,間接使科學故事變成歷史秘聞。大家都聽過牛頓在樹下被蘋果擊中,以及伽里略在比薩斜塔的實驗,其餘的就似甚麼都沒有發生,可是這些鮮為人知的事蹟正是學習科學的鑰匙。正如《哥本哈根》的故事,其實涉及了科學與政治、道德的關係,也探討了科學家自以為遺世獨立的想法。這也是《哥本哈根》在香港的另一個意義:啟發教育工作者對物理教學的看法。

香港過去的中學物理教育,分成力學、波動學、電磁學等單元教授,學習的階梯是以方程式為主,練習題為副。學生學習了牛頓三條力學定律後,過了兩三年才知道微積分也是他的傑作,但其實牛頓是先完成微積分的偉業,經過在光學的奮鬥,才開展在力學的傳奇。學生不會知道事情發生的次序,更不會知道牛頓是個終生不娶的教徒。

這種教學方法有甚麼問題?一來學生看到漫天數學符號已頭昏腦漲,根本看不到物理學的美妙;二來弄不清楚科學家發展學術的過程,便不能感受理論環環相扣的重要。筆者在大學修讀量子力學,是從物理學史開始教授。先從湯姆遜發現電子,到拉塞福研究粒子的行為,才有玻爾的原子模型、海辛堡的測不準定律,還有哥本哈根學派的豐功偉業。唯有跟隨學派發展,每個理論才會變得有意義。科學家因為宗教、戰爭、天災而東奔西走,見證了科學一直和塵世接觸,牛頓時代的科學是要證明上帝創造了完美的世界,人的存在變得無關重要;現代物理卻以人的測量為重心,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價值。《哥本哈根》亦有指出這個看法,而筆者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察,也是解答「科學與我何干?」的重要線索。從來教延、軍方、獨裁者也重視科學對世人的影響,科學家在研究學術理論的同時,往往承受各種壓力,哥伯尼提出日心說而被燒死、海辛堡因政治任命而遺臭萬年,他們永遠有著繼承者,也許今天地球某個角落,有科學家因為複製人技術或隱形科技而正在承受巨大的壓力和良心的審判。

雖然現代物理的歷史實在太過緊湊,相比之下古典物理學的確大為遜色,但這不代表古典物理學的故事不能整理。或許過去中學教育受限於課程編排,或辦學團體的宗教背景,未能把科學家的理論和想法詳細闡明。當然,筆者明白順著理論發展而學習,需要考慮理論程度是否合乎學生能力(例如微積分對初中生確實太難),但其實很多理論是和物理現象同時出現,引介了物理現象和科學家初步的想法,最少可以向學生灌輸正確的物理概念,也減少出現「這些考試不會出現,你們不用理會」這類可悲的校園奇景。筆者認為新高中的通識課程應該朝著這個方向,例如在「能量科技與環境」一單元中,可以從地球形成說起,為甚麼地球可以孕育生命?關於能量,科學家又有甚麼驚心動魄的故事?

所以說官員都應該看《哥本哈根》,因為它告訴我們的,科學不單可以和道德哲學有關,也處處散發出可貴的人文關懷,而這正是我們希望學生得到的價值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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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音樂有着落

April 14, 2010 Leave a comment

(刊登於《都市日報》2010年4月14日)

不管是否動聽,只要能夠發聲,就可以奏出音樂。唱歌是人類原始的技能,無論是在家中的浴室,或者是四面都坐着觀眾的表演台,歌者也是靠着振動那根脆弱的聲帶,感動萬千心靈。如果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倒不如說音樂是流動的居所,讓無數的音樂工作者倍感親切,甚至以此為業,花上一生的時間去建設自己的心靈棲息地。

迪子是八十後港女,若果用娛樂圈的講法,是一位唱作型歌手。她除了自彈自唱,還會自己寫曲填詞,而且不甘困於位處工廠大廈的音樂室,自資推出了一張個人唱片,對她來說音樂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經歷。「如果可以和唱片公司合作發行,推廣自己的作品當然是最好。不過即使沒有這個機會,都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多添一段經歷和回憶。」迪子有自己的正職,音樂不是她營生的工具,所以她可以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玩自己喜愛的音樂。

由街頭走到舞台
「二十多年前,我到了英國的Covent Garden,那兒在過去百幾年成就了很多音樂人。環顧世界,日本、澳洲都有這類的地方,那麼香港是否應該有影響華人音樂市場的音樂街?」街頭音樂組織 Wholala發起人Cleo認為,街頭音樂雖然給人低層次的印象,但可以很容易接觸到公眾,所以是重要的音樂發放地。2001年,赤柱有了第一條音樂街,那個牌照是Cleo努力爭取的成果。

有了地盤便吸引到商業。樂壇的音樂人會在音樂街尋找新人,而音樂街的表演單位則從中找到商機,甚至出唱片、賺取生活費。音樂街的第一代唱作人A-dAY是一個二人組合,當年在赤柱街頭自彈自唱拍MV,他們表示街頭是互動的場所,若果你的歌不動聽,很快觀眾就會散去。後來,兩人憑自家創作的歌曲贏了C.A.S.H.流行曲創作大賽冠軍,稍後甚至辭去工作,靠音樂謀生。雖然簽了唱片,上過電視,出過紅館騷,但A-dAY沒有忘記他們仍舊是「街頭音樂戰士」。

數碼音樂新模式
「香港音樂匯展」是亞洲區內獨特的國際化音樂商貿盛會,為業界提供拓展商機的平台,也探討音樂業的前景,今年已是第五屆。這屆的主題緊扣科技發展,例如音樂界結合科技的發展新出路、唱片業界如何在困境下生存。

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也顛覆了我們消費音樂的方法。數碼音樂是指實體唱片以外的銷售音樂方法,例如點播、下載、手機鈴聲。其中可以自己設定的播放清單,讓年輕人可以視乎自己的心情,播放想聽的音樂。

業界一方面思考如何在惡劣的營商環境下繼續苟延殘喘,另一方面希望新一代可以確立尊重版權的價值觀,但他們的願望可否成真?大概也是一個謎。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E+新國度》第五集「音.樂在其中」, 4月14日(星期三),晚上7時,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tv.rthk.org.hk視像直播及提供重温。

雲端時代小心網絡安全

April 1, 2010 Leave a comment

(刊於《香港商報》2010年 04月 01日)

搜尋引擎巨頭谷歌宣布撤離中國內地,顯然是一場公關秀。谷歌在中國內地的市場遠遠追不上龍頭百度,而中國市場業務占谷歌總業務也是微不足道。有趣的是,谷歌打着支持網絡自由的旗幟撤出中國,但谷歌的行動是自彈自唱,其他以網絡自由為綱的美國科技公司,諸如微軟、雅虎并沒有跟隨,而谷歌亦只是以公司名義撤離,不涉及外交層面的問題。於是,討論這宗個別事件的政治意味或商業原因,便變得沒有意思了。

反而,谷歌本身的發展則值得思考。谷歌以搜尋器起家,后來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服務,例如電子郵箱、網誌、網上文書處理,以至網上地圖,的確改變了網絡使用者的生活習慣。這些革命性的服務,借助互聯網的龐大伺服器網絡運作,我們稱之為雲端運算技術。這類雲端運算技術把資料儲存於伺服器,除了減輕用家電腦的儲存量,也允許多位用家同步修改文件。然而,這也令資料更容易遭到盜用,引起另一籃子的網絡安全問題。

雲端技術發展迅速,但我們的政府一如以往追不上進度。多個政府部門泄漏機密文件,反映政府的網絡安全意識不足,未能做好維護資料安全的基本工作。早前花上300萬元教導公務員使用網絡平台,更是貽笑大方。政府活在石器時代,民間也好不了多少,很多市民在交友網站隨意公開個人資料,或者胡亂下載檔案,有的被人網絡欺凌,個人資料慘遭「起底」;有的泄露了密碼、銀行帳戶,招來財物損失。今時今日,網絡危機不只是電腦病毒和木馬程式。換句話說,單靠防毒軟件和防火牆根本不能保護你的個人資料。雲端服務進一步把我們的資料暴露在外,谷歌的行政總裁施密特更曾指出:「若果你認為你做的事不對,就不要在互聯網做」,意思是你在互聯網的行為,其實都會被觀察到,也就是毫無私隱可言。私隱法例往往保障私人地方的物件,試想想,儲存在伺服器的資料到底是在公共空間還是私人空間,若是前者的話,資料又是否受到法例保障?

網絡安全是重要議題,不單威脅個人私隱,而且可以招致商業損失。政府除了要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護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擔當更為積極的角色,幫助企業及市民。筆者建議趁特區政府有意發展認證工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應借勢推出網絡安全認證。這個認證并非給顧客參考,而是給公司內部使用,由認證機構授權科技公司為企業檢查系統安全,并給予評分及改善方案,合格的公司可得到或保持安全認證,未能成功通過檢查的公司則要改善安全水平,直至得到認證為止。此外,政府其實也可以考慮成立網絡安全中心,既可協助中小企解決安全方案,亦可提供資源,減輕中小企科技運用的負擔,例如開發防毒軟件及安全軟件,供沒有能力負擔高昂軟件費用的中小企使用。這些措施不但加強商業機構的安全意識,更為資訊科技人才提供另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