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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內地雜誌’ Category

「披露易」遭到駭客入侵

October 1, 2011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十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香港交易所輆下網站「披露易」遭到駭客入侵。八月十日開始,「披露易」連續三天受到海外個人電腦干擾,惡意製造大量流量,令系統因過於繁忙而癱瘓。這個由港交所設立的網站,讓發行人、上市公司主要股東、董事分別按相關條例向公眾披露資訊,同時也是香港交易所發出有關監管主板及創業板上市公司訊息的渠道,例如除牌程序及停牌公司的報告便是由它去發放。

這個系統是為了令投資大眾更方便用網絡瀏覽、查找發行人資訊,進一步提升市場發佈這類資訊的整體表現及服務水平。據港交所發言人的說法,後來被拘捕的駭客並沒有成功攻擊交易系統,數據庫的資料亦沒有被改動過。不過港交所當時為公平起見,停止買賣七隻股票及其牛熊證、窩輪等衍生工具。一眾炒賣「即日鮮」的投機人士要冒著很大風險持貨過夜,一旦隔日股市低開,便會招致極大虧損。可以想像,市場普遍不滿港交所因網頁故障而停止交易的做法。

眾所周知,國防部、交易所、銀行的電腦網絡是常常遭受攻擊的系統,它們每分每秒都被試探,系統安全一旦做得不好,便會引起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當然,再完善的系統都會有被攻破的一天。今年一月,歐盟的碳排放交易所受到駭客入侵,竊取價值三千萬歐元的碳排放額度,交易所要停市一天以堵塞漏洞;二月,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的企業董事會文件儲存系統亦告失守,需要司法部門介入調查。其實,值得關注的不是如何打造為交易系統打造銅牆鐵壁,而是當問題發生後,應該如何善後。

這次港交所最令人驚奇的,是種種不合理的善後機制。舉例說,事情發生後大家立即問,為何不能啟動後備系統,而要直接停牌?港交所的答案竟然是後備系統和主要系統相同,因此啟動後備系統,並不能即時解決問題。相比港交所的主交易系統,「披露易」的重要性自然有所不及,不過當它的故障能夠影響市場的實際買賣,便不能掉以輕心。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認為,交易所的資訊比較敏感,往往不會公開相關系統的保安資料,但這次事件顯出黑客所知已足夠為所欲為,要挽回公眾的信心,交易所必須向公眾披露更多資訊。

港交所當然明白這次事件對其形像,以至將來發展有深遠影響。於是在九月旋即宣佈設立新的公告板,即使「披露易」將來再受干擾而停止服務,也會有新的停牌安排,例如若公告是投資者預先知悉的業績公告,則證券交易毋須停牌;至於如果等待刊發的資料屬突發、敏感,則須要停牌。港交所表示,甚至會研究是否需要改動現行的停牌政策。其實,金融市場是香港的命脈所在,精英如雲,我們從來不用擔心相關人士的能力,只是要做到杜絕微小的疏忽,確保交易系統的長期穩健,則絕對是一項艱鉅的挑戰。

內地孕婦產子問題

June 1, 2011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六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近年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量大增,嬰兒可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對不少內地居民來說當然具吸引力,另一邊廂,香港出生率全球最低,每一千人只有不足八個新生嬰孩,而平均壽命則位居全球第二,社會人口結構失衡,內地孕婦帶來的新生命,正正幫助了香港紓解人口結構這潛在炸彈。

可是,內地孕婦越來越多,令公私營醫療體系出現危機,去年父母均來自內地、卻在港出生的嬰兒數量多達三萬二千名,佔整體出生人數三成六,使公立醫院產科應接不暇;私營醫院因此而門庭若市,有「生仔醫院」之稱的浸會醫院過往曾發生初生嬰兒骨折及孕婦產後死亡,該院去年有一萬二千多名嬰兒出生,由五名駐院專科醫生負責約八成個案,其餘由掛單的私家醫生接收。浸會醫院的產子個案比其他私立醫院多出一倍,輿論紛紛質疑其服務質素,加上私立醫院設備並不足夠,例如沒有初生嬰兒深切治療床位,當嬰兒出現緊急狀況,往往需要送交公立醫院,而公立醫院長期爆滿,是否可以及時應對,使嬰兒得到適切治療,也是未知之數。更重要的是,產子個案過多甚至影響了本地孕婦的床位供應,情況令人相當憂慮。

追根溯源,內地孕婦的問題源於政府過於信賴自由市場,沒有規管及幫助醫療體系,除了大量產子個案令公立醫院吃不消,私營醫院亦不斷向公立醫院挖角,變相使公立醫院婦產科人手更不足,雪上加霜。另外,內地孕婦帶來的新生命,正解決了香港的人口結構困境。據政府統計署預測,約二十年後香港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四分一,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不足六成半。六十五歲是香港的法定退休年齡,換句話說,社會要應付接近三分一人口的福利開支,可以預期這將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然而,內地產子個案激增帶動,令香港嬰兒出生數字在七年間從四萬六千多名上升至八萬二千多名,增幅接近一倍。

明顯地,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是一柄雙刄劍,一方面解決了社會長遠結構隱憂,另一方面卻引發當前醫療資源分配的爭論。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公布對策,例如讓本地產婦優先得到婦產科床位、增聘護士紓解人手不足、提高婦產科收費,亦會考慮維持公立醫院不接收父母均非香港人的產子個案。政府未有進一步定立每年的內地產子個案接收量,是由於要考慮不同年份的出生率,以此取得平衡,既可保障本地孕婦福利,又可以穩定社會發展,並確保醫療體系運作正常。

隨著內地人民生活條件改善,可以預期來港產子的人數會越來越多,單從增聘人手及提高收費等方面著手只是治標之法,必須研究更長遠的人口政策,才是治本之道。

 

Google香港:本港互聯網經濟預期達千四億

June 1, 2011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六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Google香港發表研究報告,指互聯網佔香港經濟活力有重大貢獻,亦肯定了香港先進數碼城市的國際地位。2009年,香港的互聯網經濟約為九百六十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約百分之六,報告預期受惠於移動裝置及網絡購物服務持續增長,香港的互聯網經濟將於2015年躍升至千四億港元。

香港互聯網經濟主要由互聯網消費、電子商貿和出口互聯網相關硬件組成,政府的數碼基建投資及開放的互聯網政策功不可沒,當中最為重要的是香港世界級的寬頻速度,其寬頻滲透率位列全球第六。在雲端時代,發展數碼經濟是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的重要策略,政府表示將致力推動電子商貿及發展數據中心,向市民提供電子化公共服務,亦會加強教育消除數碼鴻溝。

上網購物在香港方興未艾,團購網站已推動了更大的消費浪潮,加上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當道,帶動手機上網和下載付費軟件的利潤。香港人不抗拒使用互聯網消費,對經濟發展是絕佳好事,但必須警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指出,香港競爭力優勢不再,尤其科學競爭力及基建發展緩慢。社科院亦認為香港要促進科技創新,例如成立科技發展局。這個觀點和香港資訊科技界一致,香港的科技創新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處理,單以架構名稱已可見科技創新在當中的分量。因此,香港政府要真正發展互聯網經濟,必須重整對資訊科技的熱誠及尊重,首先是讓社會意識到我們已來到互聯網時代。

香港的互聯網經濟若單憑消費支撐,而沒有服務供應,便會不斷使用外國的服務。以購物網站為例,港人使用淘寶、GMarket等網站的人數越來越多,對刺激本土消費並沒有幫助。業界認為,不少中小企其實仍未意識到網絡的商機潮流,所以沒有抓住機會,發展更多的網絡平台或服務。其實互聯網經濟不單可以延續香港在金融及經濟方面的優勢,更有機會協助本來前途暗淡的行業重整旗鼓。舉個例,平板電腦橫空出世,令電子書和電子雜誌變成了潮流寵兒,不少傳媒紛紛利用這個機會投資,開發出一個又一個的商機。政府應當思考如何支援不同行業應對日新月異的發展,最為明顯的是網絡安全的問題。

網絡安全是企業及使用者都要關注的問題,例如早前鬧出行動電話未經授權而輸出用戶位置、或者是社交網站洩漏用戶資料的新聞,在香港未見廣泛討論,政府在此便有責任推廣網絡保安的重要。互聯網經濟發展越來越快,若能把握勢頭,定可創造一個新高峰,否則只會變成香港的另一個弱點,反過來流失更多商機。

捐錢解不了仇富結

September 15, 2010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九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中國人有句說話:「發財立品。」就是說一個人賺錢也要兼顧品德,不能巧取豪奪,由此延伸開去,這個人在飛黃騰達之時,更應該建立自己的形象,甚至用自己的財產回饋社會。簡而言之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這正正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經常掛在口唇邊的說話。這位手握千億港幣資產的潮州商人,多年來一直熱心公益,在過去三十年透過名下基金會捐出超過一百億。在遙遠的美國,世界首富蓋茨及股神巴菲特發起的財產捐贈計劃,呼籲富商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後,捐贈一半或以上的財產,二人得到不少富豪的響應。的而且確,今天的富商對慈善事業十分慷慨,但他們是否真的可以建立良好形象,甚至成為社會模範?這個算盤在香港便打不響了。

儘管過去三十年來,李氏一直不遺餘力地捐款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提起他的名字,香港人絕少會聯想到慈善家的身份;相反,人們只會想到李氏投資遍佈香港,然後便是五花八門的挪揄,例如香港人發明「李氏力場論」,嘲諷李嘉誠的財力大得足以影響天氣,能夠產生力場讓颱風在股票市場交易時間不會吹襲香港。過去亦有媒體製作短片,指香港人的生活難以和李嘉誠脫離關係,從房地產到電訊服務,以至百貨零售,李氏業務在當中也佔有相當份量,市民甚至由此衍生出「香港人一生都為李嘉誠打工」的說法。因此,說李嘉誠在香港市民的形象,怎樣也說不上是好。李氏的賺錢能力及奮鬥經驗的確為人稱頌,所以他有「李超人」的綽號,但過去鮮有香港人會用慈善家去形容他。香港社會近年更彌漫著一片仇富心態,即使李嘉誠日前承諾未來十年將會再捐一百億以上,也似乎難以扭轉市民對富商的壞印象。

回想七十年代,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才剛崛起,香港人一起高唱《獅子山下》,堅強面對生活的逆境,深信成功由手創造。那時候香港經濟起飛、福利政策越見完善,社會並沒有所謂的仇富心理,富有的人更是父母教導子女時的榜樣,何以在回歸後十三年,香港人會對富有的人恨之入骨?

流走了的黃金歲月 向下滾動的東方之珠

其實這些仇富心態來自香港社會流動性不斷降低,從當年遍地黃金的神話年代,走到今天「M型下流」、貧富懸殊的景況。香港的堅尼系數在已發展地區之中最高,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多達百多萬。普遍勞動階層的薪資追不上通漲幅度,但在經濟低迷時卻同樣遭受減薪待遇。企業即使錄到巨額盈餘仍然不調節員工薪金至合理水平,以至民怨沸騰。

今年香港書展熱賣的書籍《地產霸權》,由前地產商高層潘慧嫻撰寫,揭開香港大地產商的陰暗商業手段,直指其經營手法巧取豪奪,聯手控制樓宇供應,以至樓價不斷上升。那邊廂,他們連自然環境也不放過。商人魯連城購買位於香港西貢大浪西灣的地皮,聲稱興建有機農場,大興土木削去無價的自然植被,引起香港人嚴重不滿。大浪西灣有「香港馬爾代夫」之稱,那兒水清見底、鳥語花香,是石屎森林難得的世外桃源。事件被揭發工程非法霸佔官地、政府監管不力等問題,時值最低工資立法辯論的火熱時刻,於是進一步深化香港貧富階層的深層次矛盾。

以地產商為首,香港財閥基本上壟斷了香港各行各業,活在這個過往一直是自由市場實驗室的國際城市,香港人已習以為常。然而,富有階層在市場以外彷彿同樣得到庇佑。法官權貴的親戚襲罪獲以輕罪名起訴,縱使已有三次襲警紀錄,最終只判感化了事。這件案件卻又是相當古怪,例如被告人犯案當天先後襲擊一名交通警及女警,事後檢控官與被告人協議撤銷襲擊女警的控罪,以換取被告承認另外三條較輕的罪名,是被告不需坐牢的關鍵。此案雖然並無證據顯示輕判和被告人的權貴親戚有關,但已嚴重削弱香港市民對「司法獨立」這核心價值的信任。

從市場到法庭,由商業社會到大自然,富商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且對市民的生活構成巨大影響,從過往的「工作一輩子換來安樂窩」變成今天的「奮鬥一生仍取不到半片瓦遮頭」。在自詡為國際大都會的地方,連生活最基本的住屋問題也不能保障,香港人哪有不感到憤慨的理由?

即使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已足以解釋香港人為何對富商越見憎恨;同時,政府政策經常傾斜資本家,也讓市民深惡痛絕。前新華社社長魯平曾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承認九七回歸時為了穩住香港的資本家,在不少政策上都先考慮他們的利益。事過景遷,今天政府仍有數之不盡的決策,顯然以富有階層的利益考量,部份原因當然是這些商人在政治面向也有強大影響力,例如特首選委會大部份的選委就是商界中人。種種原因促成了香港人的仇富心理,而這對社會發展顯然是不健康的,因此李嘉誠宣佈未來十年會繼續捐款的計劃,亦希望藉此作為社會動力,減輕貧富階層的磨擦。市民的怨氣會否因此而降低,富商取之於民然後用諸於民,又是否有效?這裡將會是個有趣的思考點。

為何富商感動不了我?

「人生在世,能夠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時候,對社會有所貢獻,同時為無助的人尋求及建立較好的生活,我會感到很有意義,並視此為終生不渝的職志。」這句說話是李嘉誠基金會網站簡介的引文。過去三十年來,李嘉誠亦確實秉承這個理想不遺餘力地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

富商透過捐獻貢獻社會,其實是香港穩定發展一個重要因素。一直以來,他們出資興建了大量學校和醫療設備,為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提供良好的硬件,同時贊助機構的營運資金。於是政府投放的資源便可以更具彈性,集中在社會福利層面,以津貼形式減低市民生活負擔,例如書簿津貼和學費減免、公營醫療收費折扣、俗稱為「生果金」的老人福利。李嘉誠、蒙民偉、邵逸夫、田家炳等慈善家確實居功不少,我們在香港很多大學、醫院也會見到以他們命名的校舍和部門,如果我們想像一下他們把金錢捐去別的地方,實行簡單低稅制的香港即使有千億外匯儲備,著實也未必能夠應付七百萬人的福利需求。

可是,香港人習慣功利主義,老早認定了富商捐錢是為了揚名聲、建立形象,而捐出的款項也是「賺一萬元捐十塊錢」。每年多個的籌款活動,無論歌者是否入流、表演是否精彩,那些富有的總理總是數十萬地捐出來。觀眾早已對支票移交麻木,也把富商捐款視為理所當然,壓根兒不會考慮富商行善也有他的理想。李嘉誠基金會過去捐出的一百多億元,有三十三億由汕頭大學接收,扣除贊助其他國家的捐款,真正用之香港社會的金錢著實不是天文數字,何況即使李嘉誠承諾再捐三百億,也感動不了「每秒幾百萬上落」的香港人。不過,把思維轉換一下,若果富商把捐給香港的金錢都捐回內地,對他們來說其實沒甚影響,甚至可以幫到更多的人、立更大的名聲,對他們的內地業務也有極大幫助,但對香港來說便是難以想像的局面。因此,富商慷慨捐輸是必須得到肯定。

遺憾地,香港人就算肯定資本家的慈善理想,也會繼續仇富。畢竟富商行善與否,是他們自己的事,無關仇富的問題核心。實情是老闆在盈利節節上升的同時,大幅削減公司資源、剋扣員工的薪金,然後又慷慨向慈善機構捐輸,員工會否不痛恨老闆?所以說,要解決香港的仇富心理,理當由根本著手,既然是取之社會、用之有道,便應該貫徹始終。資本家應該首先拋開金錢萬能的既有邏輯,忘記資本霸權。市民其實不需要富商行善,只需他們少賺一點,不把樓價推至與天比高,或者透過其影響力支持民生政策,好像支持最低工資定於合理的水平、支持政府推出置業資助計劃等。因為面對當前窘境,無論是剛進社會的八十後青年,還是打滾半生仍未尋覓蝸居的中年人,也感到相當無助。既然李嘉誠那個矢志不渝的職志是幫助社會無助的人得到更加好的生活,那麼,超人應該運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香港弱勢市民,才是他當行的使命,也是最能醫治仇富心態的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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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對話的梁家傑

December 27, 2009 Leave a comment

(刊於內地雜誌《領導者》2009年12月總第31期)

甫進入梁的辦公室,吸引眼球的不是寬敞空間、整齊擺設,而是兩幀照片。第一幀照片有兩個男孩子,快樂地望著鏡頭;旁邊是一張選舉宣傳硬照,他的眼神滿懷希望,剛巧看著男孩子的方向。梁家傑沒有刻意談及他的兩個兒子,但相片的微笑和祝福,始終給我一個印象,他是一個樂於溝通的人。

民主洗禮

零七年參選行政長官選舉,梁家傑開始廣為人識。「北京找曾蔭權當特首,是因為他對公務員系統、架構有認識,行政便不會出錯,但事與願違。」兩年多了,他始終認為曾蔭權表現欠佳,做了四十多年公務員,處理簡單事務如徵收外傭稅和在泰國動亂時安排包機,接送濟留的香港人,也處處碰壁,顯示了制度有問題;在立法會失言,是因為沒有經過民主選舉的洗禮。

「如果根據那天的時序,他是被惹怒,沉不住氣才說這樣的話,才會亂來失了分寸。相比之下,民選議員如我,被人責鬧司空見慣,不會在意。」聽聞從前的梁家傑有點高傲,但他和記者通電郵的時候,下款是「家傑」,若果傳聞屬實,大概是選舉把他改變了。經歷了兩屆的立法會選舉,和一次的特首選舉,他這樣評價香港的選舉制度。「產生特區領導人制度,令這些掌權者沒有需要,也不能真正掌握民情。」

掌握民情,是議員最基本的工作。「我昨天在樂富接觸街坊,五小時見了很多人,有家庭主婦、下班市民,也有一些老街坊。言談之間可以輕易感受,即使經濟如何繁榮,也不能藉此把六四的處理手法說成合理。無論是麗晶花園還是樂富的居民,也不會同意。」不管是政治家還是政客,都要提出願景、想和香港人擁抱的理想,才得到市民支持;要繼續得到支持,就要努力實踐這些願景。不需要提出願景和理想,自然不需要去問責。

「我和幾個年輕人到牛頭角下村研究,訪問居民。他們都說政府不知如何整合茶餐廳和文化博物館,不懂規劃,對政府來說,是很大的諷刺。」梁認為曾蔭權從前接受的官僚訓練,是上司畫框架,由他去執行,所以操作很成功。現在不懂如何去規劃,即使畫了出來,也害怕做不到要負責任。從前由港督和殖民地秘書處去定下框架,思維早已局限,做到最好便可以。「現在搞文化產業,他不懂畫框,只有白紙一張,所以不懂執行。」

「以西九龍文化藝術區為例,胡恩威罵得最淋漓盡致,指朱曼玲獨攬大權,不和業界溝通。」沒有遠景和理想去帶動,要搞起文化創意產業很難,因為未見成績已經下台,不容易得到分數。官員向市民問責,就要放下身段,不能再自詡精英。一副高高在上的心態而不虛心受教,只會錯把牛頭角順嫂的意見當成垃圾。

「如果領導人由一人一票選出來,便要透過政黨這類地域網絡收集民意,經過黨內洗煉和角力,商議出適當政策。雖然它也會有問題,你看陳水扁、泰國便知道。但是你有一個機制請他下台。英國和日本就是好例子。」奧巴馬最近委任的駐華大使,是共和黨黨員。美國的制度讓他可以有廣闊胸襟。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最後也要玩「政治授權來自人民」的遊戲,例如奧巴馬要搞創意產業和綠色經濟,最終都要向市民負責。於是大家都受同一個問責制度規範,這樣的機制容許他有自信委任共和黨黨員。「這是香港的死結,不解決便不能盡攬人才。」

三百四十萬聽命於二十萬

「香港委任公職是另一回事,委任者和被委任者的心態影響深遠。」李鵬飛說從前是委任者要打鞠作揖,差點要鞠躬;現在是被委任的人鞠躬,行禮如儀。過往的官員需要人幫忙,否則便完成不到工作;現在所有政令由上而下,官員做橡皮圖章去配合即可,公職委任變相成為政治酬庸。因此高官不再鞠躬了。「當整個制度服膺於不需問責的官員手中,只會進入惡性循環,越搞越糟。」

魯平接受有線電視回歸十周年特輯訪問,指出北京對香港回歸的言判,是穩住商界萬事俱佳,政策向商界傾斜,給予他們最大的話事權。無論是立法會結構,或是選舉委員會界別功能的分組,投票機制都忽略了中產和基層。香港浸會大學的米高.戴果爾(Michael DeGolyer)幾年前分析指,商界操縱立法會約百分之六十五,選舉委員會比例相同。

「立法會分組點票造成多數服從少數,三百四十萬人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聽命於少於二十萬人的功能組別。要改變現況,先從功能組別著手。」香港的勞工假期比公眾假期少五日,過去曾有議案動議增加勞工假期,得到四十九張贊成票、零張反對票,其餘議員棄權。但是由於功能組別議席的贊成票不過半數,最後議案不獲通過。所以處理功能組別是重要的,我們姑且相信北京讓香港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那麼如何在往後兩次選舉,完全取締功能組別?」

「我告訴曾蔭權,他公開指民主派和建制派『大纜都扯唔埋』,這個邏輯值得大大商榷。你得到北京信任,才做到這個位置,所以應該居中斡旋,遊走各個組群之間,拉攏不同利益群體,但現在是諮詢又壓後了。」特首做不到團體之間的橋樑,被定性為反對派的議員更困難。多年前梁家傑和喬曉陽見面,提到只有中南海諸公表態,香港商界才會明白免費政治午餐終有吃完的一天,然後那條大纜才會「扯得埋」。「可惜張曉明、李飛仍說功能組別未必一定與ICCPR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25條有衝突,那如何開展對話呢?若果享受免費午餐者仍有奢望,2020可以得以保留。或者認為英國人的設計原來只是一個過渡安排的話,他們根本不會討論廢除功能組別,這個重要關節一定要打通。」

擁抱溝通

要打通便要對話。「我自己一直擁抱對話,奈何現在很難。」自從鄒哲開離開中聯辦,接任的黎桂康沒有接見過梁家傑,特首選舉後梁家傑寄贈《袋巾背後》,也沒有收到半封多謝信。「其實,鄒哲開也是七一遊行後見了我三次,每次都是我獨白。例如要我分析為何七一這麼多人上街,然後我便獨白約二十至三十分鐘,旁邊有兩個年輕人不斷抄筆記,鄒先生說他們把我的話都紀錄了,會呈上北京。我唯有回應一句好。」

梁家傑不只尋求中聯辦對話。在特首選舉期間,他積極與商界人士討論,讓他們瞭解公民黨及他本人對於市場經濟、福利政策、教育、民生等議題的看法。現在他仍然保持著這些網路。「奈何如果北京和特首無心啟動改革,商界這班現時已呼風喚雨的人,沒有理由自己啟動改變機制,始終一動不如一靜。」不過,梁家傑也不是完全悲觀,即使政府不願意啟動,他也會在有限空間操作。縱使商界算是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但當中也有一些開始不滿,尤其是地產商發覺香港路路不通,簡單如更改圖積,也因為害怕有麻煩而要層層上呈,所以林鄭月娥才要搞發展機會委員會。

面對改變

確立普選制度看似荊棘滿途,落實普選日期更似遙遙無期,梁家傑看著香港的民主狀況不斷落後,被其他地方趕上,深感痛心。「但奈何掌權人始終有他們的考慮,當中包括自私的考慮,不想面對改變。現在中央開了出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會,我們唯有相信。若果再推遲,就真的很不對勁。到底要香港落後到甚麼程度?」零九年三月,黎桂康發表關於港區政協委員未來扮演的十點角色,包括推薦人才給港府作公職委任、讓港府推薦人才出任全國或省級政協,以及向港府建言獻策等,中聯辦曹二寶後來高調撰文,否認黎桂康的「十點協議」,梁家傑直言十分擔心。

「現在他們根本無視《基本法》22條,內地省市黨政部門,都不能干擾香港內部事務。練乙錚回應政制不干涉,卻可以用黨的機器干涉。儘管這應該只是嬉笑怒罵,但我真的啞口無言。試想想,如果九七年前你這樣說話,不知道有多少人早已走了,沒有可能有今天的光景。現在算是過橋抽板嗎?」國家的黨政安排包括每一級的政府機構,就算大學校長之後也有個黨委書記。「若果可以這樣言而無信、走後門,何來管治基礎?所以曹二寶所說的話我完全無法接受。」

翻開中國近代史,香港一直扮演重要、扼要的位置,梁家傑從太平天國說起。「太平天國的內閣也有兩三位成員在香港呆過。」香港是中國近代一個極為重要的對外窗口,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陳獨秀、鄧小平,這些名字和香港也有淵源。六十年來,香港有和國際、世界舞台互動的操作經驗,可以為內地不同方面產生催化作用,例如反貪、商業法制、仲裁等。「若果因為一些權宜的考慮,一些權力的腐化,為了掌控權力而要將香港封閉。我很嚴肅地說,這樣對國家、民族極之不負責,你又如何在歷史長河立足?」

公開演講

既然不可以封閉窗口,便應該利用窗口和世界接觸,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活躍地與外地政治團體、外國政府交流,偶然也會受到不同政治勢力的非議。梁家傑給筆者重視溝通的印象,問及和外國交流要注意的事項,他首先重申交流是不可或缺的。「我一向擁抱交流,所以會訪問美加,以及一些比較重要智囊。這些訪問全部是他們邀請我,我的條件是每一場的演講都必須公開。我覺得香港一定要保持國際網絡,這些訪問可以達到目的。國際社會無論出於甚麼原因,功利也好、對國民投資者負責也好,或是關心香港的人權、自由、法治和民主世界觀,她們對香港都有知情權。在這些場合報告、演講,我的拿捏是盡量使用比較平衡的角度。」

「我在國際交流的訊息很貫徹,就是國際社會一定要和中國保持正常貿易和邦交。」香港從落後漁村發展成為今天的金融中心,是與國際社會互動,無論是人流、物流,還是資金流的開通。此外,人文素質對地方發展也十分重要。「孫中山的著作也提出,要改變中國人,先要改變中國的人文精神。」改變人文素質可以有多個層次,簡單如早上乘搭港鐵讓位有需要的人,或是和鄰居說早晨。當然可以體現於更高的層次,例如對公義、公正的追求。「我很認同這個講法,要為中華民族建立千秋萬載的功業,不能沒有這個角度,也不能永遠靠政治和經濟的交易去換取治權,領導人要有勇氣走進群眾爭取信任。這需要從心態上面有徹底的反省,身體力行。」

「可惜曹二寶在黨報發表的文章,不會是代表個人,這會否是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對香港、澳門的管治有一個徹底的改變,這令人不寒而慄。因為近期的改變和九七前獲得的應許有很大落差,這令我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感到悲觀。」曹二寶發表文章後,澳門的中聯辦幫當地的特首,管治團隊補台,於是有了長足的發展。「我希望北京不要把澳門模式加諸香港,否則要負上很大代價,因為香港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使用澳門模式與事實及客觀環境都完全不符,對國家民族不是好事。」

香港核心

那麼香港獲得國際承認的公民社會,有哪些地方值得內地借鏡?「香港三權分立互相牽制,是良好的制度。此外,香港的資訊自由亦很重要,雖然第四權開始旁落,但很多政治問題都是靠第四權揭出來。」正是香港有完善的制度,所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零九年四月貪圖方便,以名片代替入息證明,為外傭申請續期一事,引起廣泛迴響。「就算是中南海的人都抗拒這種處事方式,所以他們也希望制度化。」

梁家傑直言香港對內地的最大貢獻,是保有制度和核心價值。當年因緣際會淪為殖民地,為香港發展留下一扇門或一扇窗。無論這是否國家恥辱,今日香港在國際舞台擔當重要角色,過去一百幾十年和國際互動的經歷十分值得內地參考。「香港和內地的互動也很值得外地參考,這是我在外訪帶回來的信息。」儘管內地官員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例如世界銀行。但是香港仍然有某些值得學習的優勢,始終香港歷經中外交流數十年,思想波段更接近西方人。「我相信比較一個同年齡的內地人,我可以更明白老外一舉手一投足背後的意思,這就是香港仍有的優勢。」那麼這些優勢可以持續多久?「越來越多沿海城市、富裕家庭都送兒女出國讀書,香港如果不懂急起直追,優勢當然會褪色,但我相信十年至十五年內,香港優勢仍然會存在。」

梁家傑簡介

梁家傑,曾於2001年至2003年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乃資深大律師,現為立法會議員。他是公民黨和香港泛民主派的一員。2007年2月,他獲132名香港特首選舉的選委會提名,成為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參選後,由於他常在口袋放置手巾,因此人們稱他為「袋巾梁」,對應對手曾蔭權的「煲呔曾」,但最後被曾蔭權擊敗。

梁家傑近年行事概覽:

2004年10月 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2007年2月   成為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

2008年10月 擔任工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2009年2月   拒絕政府委任加入西九諮詢委員會。

2010年1月    參與泛民五區總辭行動。
(按:此項乃更新資料,並無登於雜誌內文。)

香港政治制度透視

December 27, 2009 Leave a comment

(刊於內地雜誌《領導者》2009年12月總第31期)

說香港政治制度改革,首先要了解其政治制度。我們常說香港是一個民主社會,到底一個民主社會的政治模式是怎樣?談到民主模式,大家很容易想到由李帕特(Arend Lijphart)提出的民主模型:「共識模型」和「多數決模型」。這個美國著名比較政治學者於1984年,在他的著作《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提出了這兩個對立的民主模型。他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劉易斯(Arthur Lewis)的論點,提出民主的首要意義是「不論是直接行使政權,或是間接透過民選代議士,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應該都有機會去參與政策的制定」;而「將失敗的團體排除於決策參與的管道之外,顯然違反了民主的首要意義。」所以有些學者又提出「儘可能的多數」,簡單多數決是民主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簡單多數決是民主最小的需求、最基本的門檻。就共識決的概念而言,須將「共識」最大化,政府的政策應該要得到儘可能多的人廣泛的接受。

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1968年李帕特發表了「協和式民主」的概念,也即是「共識模型」的前身,希望解決族群分裂問題,強調包容而非排斥、擴大統治多數的容量,而非僅僅滿足於單一的多數。他指出協和式民主有四大特徵,分別是聯合內閣(grand coalition)、相互否決權(mutual veto)、比例代表制(propotionality)、社會分裂體自治權(autonomy)。國會成員按族群人口依比例代表制產生,公共支出與文官亦依比例分配。在決策過程中,享有相互否決權,以保障少數團體不會被多數壓制。另外,聯邦制允許少數族群實施區域自治。這個制度平衡了各主要團體的權益,從而減少鬥爭、促進社會和諧。

然而這概念需要滿足若干條件,例如它比較適用於小國,次級團體不多而且各自聚居,當中的不平等也不宜過深。即使有社會分歧,次級團體也要有「共同效忠感」,並意識到有共同的外在威脅。當然,若社會原先已有協商、妥協的傳統,更適合使用這個民主概念。

後來,李帕特以此概念為雛型,在一九八四年發展出「共識模型」和「多數決模型」,並致力比較了三十六個國家的民主模式,十五年後提出些微的修正。

多數決模型(Majoritarian Model)

先說「多數決模型」,它又稱為『西敏寺模型』(Westminister Model)。明顯地,英國是其中一個典型國家,其他例子包括紐西蘭和巴貝多。它是一個單一政黨組閣的模型,故此行政權力集中。兩黨制政黨體系,但由於執政內閣有優勢,於是出現了非對稱的兩院制。這種中央集權的「單一國」,提倡利益團體的多元主義,也奉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FPTP)的選制,但它有不成文憲法及國會主權,亦無司法審查機制,中央銀行則由行政部門控制。

共識模型(Consensus Model)

共識模型的示範國家是瑞士和比利時,她們強調包容與妥協,要求盡可能的多數以達成決策,李帕特提出共識民主國家有廣泛的聯合內閣,兼有權力分立,藉此平衡的兩院制及少數者代表權;多面向的政黨制度會形成多黨制政黨體系。共識民主使用比例代表制,容許地方分權以及設有聯邦國,所以擁有成文憲法,少數者亦享有否決權。另一個和多數決民主制的相異之處,是她有司法審查機制。

李帕特認為共識民主國家在婦女代表權、政治平等、選民投票率、公民對民主的滿意程度、政府與選民的親近程度、公眾對內閣的平均支援度、社會福利水準、環境保護力度等方面都高於實行多數決民主的國家。因此適用於異質性高的政治文化。

香港的政治模式

淺介了李帕特的民主模型,我們便可以嘗試分析香港屬於,或近似哪一種的發展模型。

香港的政治體制由司法、立法及行政三權分立,但以行政主導,即行政部門制衡立法部門的能力較大,例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立法會議員在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時,須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這些限制在主權移交後才出現,造成「立法會有票無權、政府有權無票」。至於司法部門則相對獨立。

立法會前身是立法局,早在1843年成立,當時連總督在內,共有四名官方議員。歷經一個半世紀的改變,由諮詢組織演變為具職權以制衡行政部門的立法機關。直至1985年才舉行首次選舉,當時議會共有57名議員,包括11名官方議員和46名非官方議員。非官方議員有22人由總督委任,12人由功能組別選出,1人由全體市政局議員推選,1人由全體區域市政局議員推選,另外10人由各區全體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團選出。九三年起,總督不再出任立法局議員,立法局主席一職便由全體非官方議員互選出來的議員擔任。

在英國統治下之最後一屆立法局在1995年選出,但中國不滿當時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見下文香港重大的政治事件),宣佈放棄「直通車」(即原來中英雙方協議,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可全數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並籌組香港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當時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由400名推選委員會委員籌組,第一屆的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也由相同班子推選;推選委員會亦負責選出第一屆行政長官。立法局於九七回歸後易名為立法會。臨時立法會於1997年1月25日在深圳召開首次會議,選舉臨時立法會主席。臨時立法會隨後繼續在深圳舉行會議,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改為在香港舉行會議。

現時的香港立法會議員由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選舉產生。自九七年改組後,議席數量曾幾次修改,地區直選數量由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的二十席,增加至零八年第四屆的三十席,全部由「比例代表制」產生;功能組別則自二千年從二十八個界別選三十席,其中四個界別採用「選擇次序淘汰」,其餘二十六席使用「最多票數當選法」。

立法會轄下有3個常設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及18個事務委員會,履行研究法案、審核及批准公共開支及監察政府施政等重要職能。另設有內務委員會,必要時會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由立法會交付之法案。

行政局是殖民地時代的主要行政架構,回歸後改名為行政會議,協助行政長官決策,每周舉行一次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現時行政會議成員包括問責制下委任的十五位主要官員及十四位非官守議員。他們必須由在外國沒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並由行政長官任免。

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其他事務諸如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措施,行政長官則無須徵詢行政會議。

由是觀之,由於香港立法會其中三十席由「比例代表制」產生,算是較貼近共識民主模型;但是其行政主導的政治特色、以及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卻又難以歸類於兩種模型之內。香港政治制度比起其他現行的政治體系較為獨特,大部份為歷史發展遺下之結果,部份原因可參考可見本專題中《香港民主進度闡釋》一文。

香港重大的政治事件

回歸以來,香港歷經幾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對政制發展有深遠影響。

九四年立法局政制改革方案

彭定康於1994年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及取消所有委任議席,以及加入九個新的功能組別議席(亦即「新九組」),但由於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所以這九席可視為直選議席。

當時其中一位立法局議員劉慧卿認為這是不民主的間接選舉,於是提出私人草案,提出「九五直選」方案,建議將香港劃分為六十個選區,並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普選出六十個立法局議席,以取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引起立法局通宵達旦的激烈辯論。據悉,彭定康曾親自打電話游說劉慧卿支持政改方案。

這個「九五直選」方案以一票之差被否決,原因是三名匯點(民主黨前身之一)成員李華明、狄志遠、黃偉賢認為草案違反《《基本法》》,全體投棄權票。最後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仍然採用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時至今天,香港立法會仍然採用直選、功能組別各半的議席制。

政制發展綠皮書

《政制發展綠皮書》於2007年7月11日發表,內容關於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方法,是回歸後特區政府首份發表的綠皮書。綠皮書就普選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立法會的普選模式、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等,諮詢三個月。同年12月,人大常委會討論綠皮書後,發表聲明:

1.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將不會由普選產生。

2.     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先由普選產生,然後就可以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席。

3.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可以修改,但立法會選舉中,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的比例不會改變。

雖然中央政府已經把香港未來的選舉方式定調,但香港的泛民主派不滿當中的種種細節,以及整個中央為香港營造的政治氣候,是故發動多次遊行,希望藉以向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表達訴求,惟仍不得要領,通過以下多位重要泛民主派人士的訪問,以及評論文章,或許會更清楚他們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