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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的發聲練習──步出沉默

February 19, 2011 Leave a comment

政府財政預算案公布在即,這個季節的香港都是千瘡百孔,草根階層收入應付不到高漲物價,中產階級一如以往被政府剝削,高收入人士則不用發聲,因為政府不敢動他們的汗毛。然後是政府要審慎理財,所以不會派糖,只是如常思考整頓稅制,當然最後就會不了了之。事實上,雖然香港經濟似有復甦,但社會氣氛還是死氣沉沉,中產怨氣一直不低,林貢欽於BBC中文網投稿《香港中產階級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指出香港中產得不到政府照顧,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關注這群為香港默默耕耘的中堅,的確點出事實。可是,文章把中產的苦況解讀為支持功能組別的理據,又以社會民粹當道來論證香港的衰亡不遠,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誠如林先生所言,中產需要醫療保障、教育資助,他們也該有妥善的退休計劃,而中小企則應有良好的營商環境。政府多年來提出的政策,不少和上述幾項關係密切,但中產得不到照顧,議員也未能為民請命,這是政府政策庸碌而政客無力履行競選承諾。如果問題只是政策在中產與草根階層角力,政客倒是容易處理,因為在不同議案幫助各階層選民,對各家都有交待。可是,政府近年推出的政策問題多多,即使是表面上受惠的草根階層,政策也幫不了多少。舉例說,醫療保險的「受惠者」不包括門診,亦會限制使用的藥物;香港的教育政策由母語教學到副學士,也是一視同仁地誤人子弟。政客不是只幫草根階層,而是若拿他們的個案也改變不了官員的想法,以中產作例子則更沒有說服力,畢竟草根階層不是不用交稅,而是他們「享受」了政府福利後,仍不足以應付生活,他們還是沒有能力交稅。因此,不應把草根和中產對立。

如果打中產旗號招徠的政黨政客,要了中產的票,卻沒有為中產謀福利,那麼功能組別的議員又會有怎樣的分別?他們可不是中產投票選出,其選民數量與議席權力固然不成比例,選民的投票也有團體票和個人票之分,如果政客會為選票而犧牲某些選民,中產也是他們不錯的選擇,委任議員更理所當然地效忠政府。我們看看因分組點票機制而被功能組別否定的議案,其中出現了幾次的公平競爭法,是為中小企改善生存環境的法案。再者,若果要求政府分配資源要公平,總不能另一邊廂捍衛最不公平的功能組別議制吧。然而,真正服務中產的議席確實處於真空狀態,所以近來冒起了幾位專攻中產的獨立議員,還有新政黨如新民黨、經濟動力,筆者絕對認同沉默的中產應該站起來,用雪亮的眼睛為他們打分。

由是觀之,政府推出的政策質素欠佳才是問題核心,其理財哲學亦為人詬病。林先生提到的高鐵和亞運,兩個項目都牽涉巨額款項,民間組織批評政府的高鐵方案,是經過詳細的資料搜集,當中有專家參與,能夠隨時和官員辯論;至於申辦亞運議案,政府所宣揚的推動體育發展、有利國際形象都是虛無飄渺,難以用霎時感動去說服議員通過方案。社會有權力問清楚公帑是否用得其所,有根據的質詢是公民參與而非民粹主義,反而確保中產繳的稅沒有白花,就算要感到羞恥,也該是被問得面紅耳熱的政府。筆者認為,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施政千瘡百孔,上述所論並非把所有問題推卸到官員身上,而是整個決策思維出了問題,這些很多評論前輩已經常談及,在此不贅。話說回來,市民參與政治正是公民社會一個特徵,也多得社會不同的聲音,政府才不能強硬通過無道無能的政策,要聆聽市民意見。其實這正告訴沉默的中產,是時候站起來,因為要真正的維持穩定,必先時刻監策政府的質素,否則當反對的人都被滅音,而你變成被強拍逼遷的主角時,便再沒有人站在你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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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不會被浪費

February 17, 2011 Leave a comment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劉罡先生於16日撰寫文章《為什麼不是“師生如父子”?》,提及「現行的學校教育體制不是把機會給予學生,而是給予了人類社會;它表面上是為學生提供多種可以適應未來就業需要的機會,實際上是在以犧牲學生的個人發展機會為代價,使社會在發現那些能促進人類整體進步的尖端人才時盡可能提高成功幾率」,令很多「一輩子根本用不到高中物理知識的人白白坐在那裡陪太子讀書」,並以麋鹿群類比,概嘆「我們本來以為人類社會早已進入了充分鼓勵個體實現自我價值的發展階段,但暮然回首,卻發現我們沒準依然還是鋼筋水泥叢林裡的一群動物」。誠然,不少在校園學習的知識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用上,但若以此總結為虛耗光陰,則值得商榷。

到市場買橙用不了微積分,給孩子說故事也不會說希特勒。除了語文課,其他的知識也活像為大學課程舖路。若果中學畢業投身社會,學生既無謀生技能,亦無高學歷證明,於是只可從事低技術工作,例如快餐店服務生、運輸工人。的確,學校教育並不如職業訓練場,可是教育更不只是訓練技術,而是啟發民智,亦即是學習如何思考、整理,還有確立一套道德價值觀。

舉個例,高中物理課程重點是教導學生使用方程式及思考問題的步驟。解答力學的題目首先要認清哪個是主體,哪些是外力,把問題核心隔離,然後把學習過的公式想一遍,看看哪個工具可以使用,過程要確保小心安全,就像要謹慎處理不同的數學單位一樣。這種解決問題的技巧,筆者相信無論是當司機還是教師也有用處,對成年人來說這些都是常識,但常識正是應該在學校學習的東西,透過不斷操練去學習。或許學生不會成為愛因斯坦,不過學到這些思維邏輯,總說不上是白白浪費時間陪太子讀書。至於劉先生所談的技藝,學校教育確實不能賦予,不過它需要時間累積經驗,而且學習基本功也不用太久。從前香港也有工業學院和職業先修學校,相比學習語文和數學,考獲技術執照需要的時間實在短得多。

何況即使大學畢業,也難保不會成為失業大軍。在香港不計醫學法律,讀文史哲和理工科,畢業後往往前路茫茫,修商科的情況好一點,但這和思維模式和教育是否實用無關,而是社會人力市場結構的問題。相比謀生的手藝,學生更需要學習待人處事,這幾天香港有一則新聞鬧得熱哄哄,就是一位統計學碩士生失業良久,曾有二百次面試失敗的紀錄,他就是不懂如何在社會生活,如何和人接觸,這看來是學校沒有教的事情。可是,社交技巧應從朋輩相處獲取,這正是設立學校的原因。真正的畢業是學習課程背後的思考方法,在學期間與人相處的技巧,並由所見所聞建立一套道德價值觀,至於價值觀是激進抑或保守,便是個人際遇。因此,與其認為學校教育是浪費時光,倒不如說學校未能成功令學生領悟背後的理念,甚至進一步審視教育部門如何塑造下一代的意識形態。如果由此出發,總結大部份的學校只是依循相同課程教授,要求學生看指定的書、讀固定的文章,是扼殺學生實現自我價值,筆者是認同的。

然而,當社會步向知識型經濟,很多手藝也在被機器取代,或由儀器協助的時候,還只強調手藝的重要,甚至忽視高程度教育的理念,卻是一種筆者難以苟同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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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時間,東鐵班次應該更密

September 21, 2010 Leave a comment

早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府已把鐵路列為主要運輸系統,更於1994年及2000年發表兩份鐵路發展策略,當時已把多條港島線、穿梭沙田以至各區的鐵路藍圖敲定發展,包括已建成的馬鐵線、將軍澳支線,還是討論多年的沙中線第四條過海鐵路等。快速、大量載客、使用清潔能源是鐵路的優點,而香港兩條鐵路也一直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平,但是否近乎壟斷的社會格局,令管理層鬆懈,使故障發生越來越密,服務也越來越差?

自兩鐵合併後,鐵路故障越來越多是不爭事實,我家住新界,今年年頭的班次延誤之多,是令人無法忍受。無論是訊號故障,還是有人誤闖路軌,也可歸咎於管理不善,以至檢查維修做得不好。另外在東鐵月台加建幕門討論多年,亦未見解決所謂技術困難的方法,似乎是鐵路公司有欠積極。當時便有議員批評,政府對鐵路公司頻頻犯錯視若無睹,除了要求提交報告和象徵式保證以後不再發生(但會以另一個全新的理由去解釋下次的錯誤),既無警告亦無罰款,對市民用家來說極不公平。另一邊廂,鐵路公司卻每天得益於壟斷式的經營優勢,加上鐵路沿線物業享受高地價政策成果,坐擁巨額利潤,根本沒有藉口提供如此粗疏的服務。

以用家身份來說,港鐵在近幾個月的繁忙時間確實沒有嚴重故障,可是在控制乘客量方面,卻不能說得上合格。我想說的是下班時間的九龍塘月台,觀察時間大約為傍晚六時到七時半,我沒有做過嚴謹的調查研究,但從每天的觀察而言,月台幾乎是長時間擠滿乘客的,而往羅湖或落馬洲方向的列車班次是3至4分鐘一班。這個數字沒有官方數據支持,但官方資料顯示,早上繁忙時間東鐵班次也是每3.5分鐘一班,每小時客流量約為六萬四千人,有理由相信黃昏的觀察站得住腳,情況亦是相近。於是我們不禁要問,可否加密班次至2分鐘或3分鐘一班?

我本來想電郵詢問鐵路公司,可惜官方網站竟然沒有聯絡的電郵地址。不過,我想除非鐵路公司因為壟斷而不怕乘客流失,又不介意前線員工每天充當乘客出氣袋,否則應該有切實考慮過加密班次的可能性。保留3至4分鐘一班車,相信是不是由於成本,便是技術問題。如前所述,鐵路公司的巨額盈利令我難以接受問題出於成本,如果那是技術因素,為甚麼在我們等得如熱窩螞蟻之時,對面往紅磡方向的列車竟然是1分鐘一班?而且對面月台是空無一人?

旺角東站和大圍站都是兩面月台,我不知道大圍車廠是否可以調動列車直達九龍塘站,若果往紅磡方向班次極密是為了提供更多往羅湖方向的列車(在紅磡站倒頭駛回羅湖),那麼為何不能在五時開始做,而要在人潮形成的六時多才做?

相比之下,地鐵的班次比東鐵密得多,參考早上繁忙時間的資料,荃灣線列車是每2.1分鐘一班,相信觀塘線列車班次亦不相伯仲,縱使地鐵車廂容納人數比東鐵車廂少(只有二萬五千人),但九龍塘亦確實承受著約1.5班地鐵衍生出的乘客數字,當然,並非整架列車的乘客也轉乘東鐵,但也有其他市民從巴士或其他途徑轉乘。因此,從鐵路公司需要偶然要實施人潮管制(於大堂堵截往月台的人流),便可斷定港鐵確實需要加密列車班次,或找出相應措施。

要求任何時段也有頻密班次,繁忙時間完全不用等車是不理性的,但就目前觀察而言,鐵路公司可以改善其服務是無庸置疑,需知道火車月台既沒有冷氣,又沒有幕門,在三十多度的夏天,或橫風橫雨的時候,市民心情會更加煩躁,發生意外或衝突的機會亦相對增加。避免發生不愉快事件,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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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可以突破網絡動員樽頸?

August 3, 2010 Leave a comment

觀乎今日香港的社會運動,從網絡走出來的網民越來越多,不再只有獨立媒體一類的團體,例如星屑醫生便從博客成為城市論壇常客。網絡動員可以聚集不同階層的人,港台節目《數碼起義:公民新力量》指出,他們可以是社會運動的新面孔,但這些群組的連結相對薄弱,當議題告一段落網民容易人間蒸發,這種動員方式雖然充滿彈性,但始終欠缺系統。

Facebook在香港的網絡動員佔重要位置,而它牽頭的網絡3.0,或許正為網絡群組欠缺持久發展提供了解決方法。網絡3.0最簡單的構圖是這樣的:

農夫和技術人員在同一個網站鍵入「蘋果」,前者取得關於耕種蘋果的情報,後者看到蘋果電腦最新一季的價目表。

這種網絡世界高度個人化,一方面衍生了私隱問題,另一方面則可能改變網絡動員的可能性。

現時網絡動員未能維持長久關係,主因是資訊太多。例如今天我參加了支持最低工資群組,即使這個群組有更新消息,但由於我的朋友太多,他們分享的其他資訊令我看不到群組更新,雖然我仍關注最低工資這議題,但不會重返這個群組。然而,當社交網站知道我對這議題相當關心,便會不斷把相關新聞、群組的更新,甚至包括我沒有參加但性質相同的群組,放在當眼位置。因此,不但群組內會員的關係變得緊密,連群組間的連結也變得更強。

如果把這個猜想逆向思考,一個群組亦可以看到最活躍會員的消息,這相當有利於鞏固會員的忠誠度,舉個例,假設工聯會發現很多支持者其實都反對堅守時薪三十三元,它便可以自行計算退守的空間,變相對自己的籌碼更加認識。

當然,以上假設完全忽略了個人私隱的因素。可是我認為私隱因素影響不大,因為政治立場並非很敏感的資料,網民都樂意分享。因此,如果Facebook改革網絡真的成功了,不但會立即改變網上行銷模式,更可以令網絡群組真正緊密起來,幫助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這是任何政黨和團體都需要留意的趨勢,因為當網絡進入以人為本的年代,類似的改變只是剛剛開始。

認了吧!香港書展只是商業活動

July 25, 2010 Leave a comment

貿發局禁止少女模特兒進駐書展,但我覺得應該禁止的是書籍,不過是所有非商業類的書,例如印數不足五千本的書。

書展時節總會看到幾個話題,甲自稱很多年沒有去書展、乙發誓下年不會踏足這個變質的文化場地、丙討論大會迂腐的禁書名單,上至報章著名文化人,下至網絡博客小讀者,大家對書展都充滿期望,彷彿那是一個知識份子朝聖地,或許他們心底在想像香港版的法蘭克福書展,於是看見書店買到的書、發現折扣不吸引、體會人擠人的浪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便加倍呈現。其實大家心目中要一個怎樣的書展?或許一年閱書不足十二本的香港人,心中也沒有藍圖。

書展,當然就是要把新書展出,亦即是說只要參展商展示去年書展後出版的書,就完成了本份。至於書籍的質素、出版商的種類,就要看大會對這個書展的定位。比如去年冬季的九龍城書展,參展的都是中小型書商,書籍也較有文化內涵;每年辦的香港書展,則是由貿發局當家作主,商業成份一定更高。既然香港書展是由貿易界別的機構舉辦,便應該擔當文化轉口的角色,把香港最熱賣的書籍展出,非本地的行家才能了解香港的潮流和社會品味;另一個應該擔當的角色,就是利用香港優勢推銷的賣家,例如售賣內地禁書。除了它們深受內地讀者歡迎,是商業書籍之外(香港習慣以銷量而非內容為書籍定位),也因為這可顯示香港尚有出版自由,有利推銷這裡的營商環境。

那麼銷量低於五千本的書便沒有存在價值嗎?顯然不是。首先香港不是每年只有一個書籍展覽,只不過大家忽略了較細規模的,例如曾經有過牛棚書展、上文提及的九龍城書節和冬季的大眾書節。當大家都認為香港書展是神聖不可侵犯,不該讓低俗的書進駐時,難道沒有想過所謂「文化品味高」的書,正正因香港書展而降格嗎?君不見很多知名教授、評論人出版的著作,兩三年過後便會在五元優惠區出售?當書展的定位不是推廣公共知識下放,香港書展注定是非主流書籍的散貨場,因此書商旨在清貨是聰明和務實的做法,而社會各界亦不需要為此而婉惜,更不要認為文化書籍是展場主角。其實真心支持非主流書籍的讀者,便會懂得去該去的地方。

因此,香港書展充斥旅遊書、售賣寫真集其實並無不妥,它更應該推廣電子閱讀,甚至以此為主打。我們要討論的不是應該讓誰進場宣傳,或者新書發佈會的長短,而是為何主辦單位和社會大眾會認為香港書展有這樣高的道德責任。如果這些指責和行為,源於羞於承認香港流行的價值觀,那只是虛偽心作祟,不用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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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審判香港的科學教育

April 21, 2010 Leave a comment

「一個科學家研究原子核能的實際用途,是否需要負上道德責任?」這個問題是《哥本哈根》的故事核心,而玻爾和海辛堡的神秘會面確實不止是一件物理事件,這個獲得東尼獎最佳劇本的故事,是科學和現實相撞的一次重要想像,亦是給香港觀眾一個全新的體驗,因為香港從來不著重科學史,於是乎令大眾往往有「科學與我何干?」的疑問。

二十世紀初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開墾著量子力學的麥田,但英雄總是生於亂世,當量子力學的基礎大致奠定,戰爭亦隨之來臨。《哥本哈根》記載的故事是1941年兩位物理巨人的會面,背景大概是這樣:丹麥物理學家玻爾是原子物理之父,也是德國人海辛堡的老師。德軍攻陷丹麥後,政治原因令玻爾和海辛堡情同父子的師徒關係變得尷尬,但海辛堡仍排除萬難,安排和玻爾見面。這次的見面十分短暫,但卻引來世界的關注,因為當年一直傳聞海辛堡為希特拉製造原子彈,而原子彈的原理和玻爾的理論有密切關係。然而,這次的會面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甚至連當事人也這件事有不同的講法,到底海辛堡是為德國當說客,還是要刺探同盟國的軍情;是簡單的師徒相聚,抑或有其他政治目的?一切到現在亦沒有答案,而《哥本哈根》則企圖用超現實的想像來解開這重要的歷史迷團。

雖然這迷團是關於一個晚上的短聚,但當中的歷史矛盾、科學背景,牽涉到數十年的江湖恩怨,要在三個多小時把來龍去脈弄清楚,然後企圖歸結一個「結局」,當中有相當大的野心,亦是極嚴峻的挑戰。事實上,觀眾需要對量子力學有基本認識,方能明白劇本的匠心獨運,遺憾的也許是文本比較艱深,觀眾需要時間去消化內容,演員的速度卻快如閃電,這雖然充份顯示了科學家在談論理論時的雀躍和興奮,但對觀眾來說,是不友善的安排。儘管場刊導讀印有幾個重要理論的解釋,量子力學畢竟是物理系二年級的課程,單是海辛堡和玻爾的理論,已是價值三個學分的課程,豈是觀眾憑短短幾千字的描述可以弄清?然而,整個劇本正是應用了海辛堡的測不準理論,於是觀眾必須硬著頭皮嘗試理解,而演員也要挖空心思去平衡戲劇的流暢度與觀眾理解內容的速度。

舞台上的窘態正指出了推廣科學的困難,間接使科學故事變成歷史秘聞。大家都聽過牛頓在樹下被蘋果擊中,以及伽里略在比薩斜塔的實驗,其餘的就似甚麼都沒有發生,可是這些鮮為人知的事蹟正是學習科學的鑰匙。正如《哥本哈根》的故事,其實涉及了科學與政治、道德的關係,也探討了科學家自以為遺世獨立的想法。這也是《哥本哈根》在香港的另一個意義:啟發教育工作者對物理教學的看法。

香港過去的中學物理教育,分成力學、波動學、電磁學等單元教授,學習的階梯是以方程式為主,練習題為副。學生學習了牛頓三條力學定律後,過了兩三年才知道微積分也是他的傑作,但其實牛頓是先完成微積分的偉業,經過在光學的奮鬥,才開展在力學的傳奇。學生不會知道事情發生的次序,更不會知道牛頓是個終生不娶的教徒。

這種教學方法有甚麼問題?一來學生看到漫天數學符號已頭昏腦漲,根本看不到物理學的美妙;二來弄不清楚科學家發展學術的過程,便不能感受理論環環相扣的重要。筆者在大學修讀量子力學,是從物理學史開始教授。先從湯姆遜發現電子,到拉塞福研究粒子的行為,才有玻爾的原子模型、海辛堡的測不準定律,還有哥本哈根學派的豐功偉業。唯有跟隨學派發展,每個理論才會變得有意義。科學家因為宗教、戰爭、天災而東奔西走,見證了科學一直和塵世接觸,牛頓時代的科學是要證明上帝創造了完美的世界,人的存在變得無關重要;現代物理卻以人的測量為重心,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價值。《哥本哈根》亦有指出這個看法,而筆者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察,也是解答「科學與我何干?」的重要線索。從來教延、軍方、獨裁者也重視科學對世人的影響,科學家在研究學術理論的同時,往往承受各種壓力,哥伯尼提出日心說而被燒死、海辛堡因政治任命而遺臭萬年,他們永遠有著繼承者,也許今天地球某個角落,有科學家因為複製人技術或隱形科技而正在承受巨大的壓力和良心的審判。

雖然現代物理的歷史實在太過緊湊,相比之下古典物理學的確大為遜色,但這不代表古典物理學的故事不能整理。或許過去中學教育受限於課程編排,或辦學團體的宗教背景,未能把科學家的理論和想法詳細闡明。當然,筆者明白順著理論發展而學習,需要考慮理論程度是否合乎學生能力(例如微積分對初中生確實太難),但其實很多理論是和物理現象同時出現,引介了物理現象和科學家初步的想法,最少可以向學生灌輸正確的物理概念,也減少出現「這些考試不會出現,你們不用理會」這類可悲的校園奇景。筆者認為新高中的通識課程應該朝著這個方向,例如在「能量科技與環境」一單元中,可以從地球形成說起,為甚麼地球可以孕育生命?關於能量,科學家又有甚麼驚心動魄的故事?

所以說官員都應該看《哥本哈根》,因為它告訴我們的,科學不單可以和道德哲學有關,也處處散發出可貴的人文關懷,而這正是我們希望學生得到的價值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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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票,無論如何也要投

January 22, 2010 Leave a comment
請緊記,投票不只是公民的責任,更是公民的權利和權力。還記得那天一班人圍著立法會,反對那個充滿問題的高鐵議案,甚至連投贊成票的議員也建議政府押後表決,認為政府強行上馬,對護航的議員不公平,但政府回應仍然冷淡。場外熾熱苦行,場內激烈質詢,政府卻一如以往發動媒體機器,用衝動、激進定義「八十後」,借世代論迴避議案本身的問題,然後說反對的市民只佔少數(反對建高鐵的是少數,很多是反對政府的方案,而有更多的人是沒有意見的沉默大多數),並堅持通過撥款後,才詳細研究改善方案。

於是,市民再一次踏入「政改惡循環」,明知高鐵是有必要興建,但方案內容卻不能接受,本身是不太同意反對人士的行動,也不認同議員的政治手段,而政府一副「過海變神仙」的態度,令我們十分心害,眼見時間不斷流逝,一切一切變得更加無奈。

再次投入惡性循環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當不滿政府的政策,便應該透過任何途徑表達。大家遊行示威、通過投票和寫信給官員去表態。因此,我們聽過蘇守忠的故事、經歷了零三七一和往後的社運抗爭,這些故事很多也失敗收場,政府亦往往把遊行人數打折,甚至無視反對聲音。然而我們應該珍惜反對的機會,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訴求未必獲得肯定,但施政者日後也會意識到民意的反抗。

我們在高鐵事件希望議員否決動議、要政府公開資料、確切諮詢;我們質疑泛民的五區總辭意義何在;或許你認為反對者行動激進,不認同他們的社會運動,甚至抱怨他們與警方對峙,引起交通不便。不過,若果你有一絲不滿政府的態度,有一點不明白為何政府的方案有這麼多的漏洞(連日輿論太多,不贅),我們又可以、應該做些甚麼?

我們唯有支持五區總辭,在補選中投票。

不投票,成就更無賴的解讀
儘管你未必同意五區總辭的想法,不喜歡泛民解讀五區總辭的方式,但如果不投票,我們就是成就了政府那個更無賴的政治解讀。是的,中央表態公投是違反基本法,投票並沒有任何獲承認的政治意義,但今天我們看到一個迴避市民的政府,我們不是要政府為每一個反對意見妥協,而是正面解釋政策不清楚的地方,確保公幤得到善用。於是,我們唯有投票,就好像明知高鐵方案會獲通過仍要反抗,明知政府會把遊行人數報細,仍然上街遊行。

因為投票是最溫和文明的手法,去告訴這個政府「我不滿你」。只有不能作假的票數可以讓政府不可為民意打折,只有投票可以用數字去警告政府,甚至與中央「溝通」,因為這是我們權力,也是很多內地人民夢寐以求的民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