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小明

February 1, 2011 Leave a comment

李家仁醫生的小明系列在網絡熱播,甚至有報章把「《小明去東莞》歌詞曝光」當成新聞報道。主角小明十年前開始坐火車,到今天去到廣州和東莞,拜過年後還打算環遊世界,網民除了惡搞《小明上廣州》成不同版本之外,更關心小明到底何時回家。

小明系列能夠爆紅,原因不是歌曲優美或歌詞觸動人心,而是主唱者李家仁醫生。兒歌歌壇是一個神秘地,很多當紅歌手都曾唱過經典兒歌,筆者仍然認為陳奕迅大紅大紫是因為唱過《超人迪加》,但他們都是過客。能夠長留在兒歌壇的人,要數李家仁。

李家仁沒有唱片公司,沒有經理人,連拍MV也是在自己診所張貼告示,他的音樂全部自費制作,因為他沒有把唱兒歌當成踏腳石,而是真心喜歡唱歌。有些歌手也喜歡唱歌,苦練技藝兼努力創作卻半紅不黑,為何李家仁音準差,舞技生硬,MV仍然在三日內取得三十萬點擊?

李家仁現象固然上承周星馳於九十年代開創的無厘頭文化,但單以無厘頭不足以令他留在電視機,李醫生和陳以誠醫生、熱愛生命和香港的張如誠被歸類為同一類歌手,但後者全都曇花一現,儘管李醫生多年堅持亦不容易。今天他能夠修成正果,大概是集天時地利人和,除了對音樂有熱誠、多年不斷堅持和擊中香港人最愛的無厘頭文化,還有集體回憶。

十年前《小明坐火車》的聽眾正是今天互聯網主流用家,網民小時候見證李醫生在「閃電傳真機」初試啼聲,到《小明坐火車》、《白日依山盡》仍然記憶猶新,今天聽《小明上廣州》自然份外親切,情不自禁在社交網站和論壇分享,這種無遠弗屆的滲透力才可以形成熱潮。構成李家仁現象的原因是相當獨特,而重點根本不在歌曲,所以我們不會認同「珠江旭光接亞運,你我哈哈笑」,但仍然會給他的MV 一個Like。

李家仁現象的價值,可以體現於一個問題:為何曾蔭權和李家仁兩個中年大叔趕上潮流Rap歌,特首先生被人冷嘲熱諷,但李家仁就變成Healthy Metal的掌門人?首先李家仁的Rap也不是人見人愛,所謂的Healthy Metal也是網民的惡搞,不過李醫生兼職歌手,被惡搞是一種另類知名度,網民出於好玩和娛樂,與李醫生的音樂可謂同出一轍,所以等同成功;曾先生是民望偏低的政治人物,近期積極開創網絡渠道,又嘗試在各類型的宣傳片加入「年輕人喜愛的元素」(其實是只有Rap歌一招,並已到了濫用的程度),但市民期望他努力施政,而不是改善公關。沒有政績支持的政治公關必定事倍功半,敢問曾先生,你看到李家仁醫生騎呢背後的努力和時代因素嗎?

建構鄭大世:我只是個普通年輕人

January 11, 2011 Leave a comment

我生於日本愛知縣,爺爺本是朝鮮半島北部人,後來輾轉之間父親得到了南韓國籍定居日本,父母不想我忘記母語,於是送我到日本的朝鮮學校讀書,從愛知朝鮮第二初級學校到朝鮮大學,身邊的同學都是「在日朝鮮人」。起初,我不明白為何朝鮮學校的畢業生要通過額外考試,方可入讀日本的國立大學,後來聽到不少師兄師姐的故事,我才知道在日本的朝鮮人其實只是二等公民。雖然我有南韓國籍,不算是最純種的在日朝鮮人,但玫瑰花換了名字,其芬芳依舊,我覺得我依然是一個朝鮮人。

我叫鄭大世,熱愛足球更熱愛國家,多年來學校教導我即使身在異鄉,亦不應忘記祖國,所以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為朝鮮國足隊效力的夢想。於是幾年前我主動申請放棄南韓國籍,打算入籍朝鮮,不過南韓政府不承認朝鮮是主權國,竟然拒絕了我的申請。幸好朝鮮政府仍舊頒發護照給我,人們說我是雙重國籍,可是在我心目中,只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才是唯一祖國,所以即使有機會到韓國K聯賽踢球,我也不為所動。

在日本川崎前鋒踢球的那幾年,是快樂的時光。我有機會顯示上天賜給我的速度及足球天份,也因此開始得到球迷以至球探的關注。終於,國家在零七年選中我,到澳門踢東亞四強賽,今年的南非世界盃我亦繼續得到徵召,當知道首賽對戰世界強隊巴西後,我找巴西籍的隊友補習葡萄牙語。比賽之後,我跑到更衣室和卡卡聊天,離開球場的時候,我手持卡卡和羅賓奴的球衣,雖然不能戰勝巴西,但那天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想不到,那場比賽令我走進世界舞台,各地記者對我突然深感興趣,聽說是因為我在賽前唱國歌時感動流淚,讓他們感到相當錯愕。雖然大家也未曾踏進朝鮮國境,但他們想像中的朝鮮和我截然不同,國際社會認為朝鮮是個神秘國家、邪惡軸心,人民生活困苦,饑荒頻仍。他們驚訝我這個生於富裕社會的年輕人,竟然熱愛經營得如此差劣的國家。可是,他們不知道我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也不知道我聽過的故事,更不知道在球場看著國旗、聽著國歌的氣氛,是多麼令人動容。

當我從報紙看到自己淚流滿面的相片,我知道大家對我有太多誤解。朋友告訴我,朝鮮政府把我宣傳成民族英雄,是人民的朗尼,雖然在外國生活,但時刻遵守偉大領袖的指導思想,而且沒有受資本主義的荼毒,所以在世界盃唱國歌的環節,能夠充份展現朝鮮人民應有的情懷。我不知道同樣是日本出生的朝鮮國足隊友安英學會否妒忌我,我只知道自己是幸運的人,比活在朝鮮的同胞更加自由,踢球賺到的財富讓我有能力追求喜歡的科技產品和名車,現在更嬴得國際鎂光燈的聚焦,而我今年只是二十六歲。

唯一令我感到尷尬的,還是那幀淚流滿面的相片。其實那天我是為所有在日朝鮮人而流淚,朝鮮人在日本從來是一個悲劇。聽著朝鮮的國歌,我想到一九一零年「日韓合併」後,被迫到日本謀生、勞動的農民對家鄉的思念;我想到朝鮮在二戰後光復獨立後,這班人因為日本的不平等政策而有國歸不得的悲痛心情;我想到他們為延續朝鮮文化和民族情義而辦學,卻遭到日本政府壓抑的挫敗絕望。然後,那齣電影《GO 大暴走》的片斷在我眼前飛快閃過,朝鮮人在日本如何飽受歧視和壓抑的畫面,他們甘心放棄朝鮮人身份和靈魂的刨哮,就跟我在學校聽過的故事一模一樣。有人說,我看韓劇也會哭個不停,但那天我的淚水,包含著朝鮮同胞的苦難、在日朝鮮人的悲哀,還有我自己的無奈。

我的無奈是政治和體育從來密不可分。說到底,我只是一個運動員,但訪問我的傳媒其實對朝鮮的興趣遠大於我,只希望從我的故事找到材料,為朝鮮這個看來千奇百趣的國度加添色彩,例如打聽我是否和國家隊有聯絡,球員敗陣是否真的會回國當礦工。可是我畢竟是個活在外地、享受自由的朝鮮足球員,關於朝鮮的一切都是來自親戚、學校,能夠代表國家發揮自己的天份已屬萬幸,至於是否有特權、會否和朝鮮球員通訊,我都沒有想過。

或者傳媒會因而戲稱我是戲劇大師,說我的眼淚是演技,目的是籍此登上國際舞台,衝出亞洲,尤其是當七月德乙波鴻隊和我簽約,借愛國來上位的說話又不斷傳來,可是我毫不介意。從小到大,活在日本的朝鮮人已習慣別人的白眼,我已是一個相當幸運的人,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社會現實從來都是建構而成,傳媒把我建構成體育演員,這些誤解相比朝鮮境內外同胞一直所承受的,實在是微不足道。

要在資本主義社會生存,必須懂得靈活走位,因此向告訴傳媒,我喜歡WonderGirl 的金泰熙、愛聽嘻哈音樂、玩PSP遊戲機,反正我只是個普通年輕人,一樣喜歡吃喝玩樂,只要我在德乙表現得神奇!頂級!超卓!我便是做好了我的本份,沒有愧對我所熱愛的朝鮮,還有我的爺爺。

繁忙時間,東鐵班次應該更密

September 21, 2010 Leave a comment

早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府已把鐵路列為主要運輸系統,更於1994年及2000年發表兩份鐵路發展策略,當時已把多條港島線、穿梭沙田以至各區的鐵路藍圖敲定發展,包括已建成的馬鐵線、將軍澳支線,還是討論多年的沙中線第四條過海鐵路等。快速、大量載客、使用清潔能源是鐵路的優點,而香港兩條鐵路也一直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平,但是否近乎壟斷的社會格局,令管理層鬆懈,使故障發生越來越密,服務也越來越差?

自兩鐵合併後,鐵路故障越來越多是不爭事實,我家住新界,今年年頭的班次延誤之多,是令人無法忍受。無論是訊號故障,還是有人誤闖路軌,也可歸咎於管理不善,以至檢查維修做得不好。另外在東鐵月台加建幕門討論多年,亦未見解決所謂技術困難的方法,似乎是鐵路公司有欠積極。當時便有議員批評,政府對鐵路公司頻頻犯錯視若無睹,除了要求提交報告和象徵式保證以後不再發生(但會以另一個全新的理由去解釋下次的錯誤),既無警告亦無罰款,對市民用家來說極不公平。另一邊廂,鐵路公司卻每天得益於壟斷式的經營優勢,加上鐵路沿線物業享受高地價政策成果,坐擁巨額利潤,根本沒有藉口提供如此粗疏的服務。

以用家身份來說,港鐵在近幾個月的繁忙時間確實沒有嚴重故障,可是在控制乘客量方面,卻不能說得上合格。我想說的是下班時間的九龍塘月台,觀察時間大約為傍晚六時到七時半,我沒有做過嚴謹的調查研究,但從每天的觀察而言,月台幾乎是長時間擠滿乘客的,而往羅湖或落馬洲方向的列車班次是3至4分鐘一班。這個數字沒有官方數據支持,但官方資料顯示,早上繁忙時間東鐵班次也是每3.5分鐘一班,每小時客流量約為六萬四千人,有理由相信黃昏的觀察站得住腳,情況亦是相近。於是我們不禁要問,可否加密班次至2分鐘或3分鐘一班?

我本來想電郵詢問鐵路公司,可惜官方網站竟然沒有聯絡的電郵地址。不過,我想除非鐵路公司因為壟斷而不怕乘客流失,又不介意前線員工每天充當乘客出氣袋,否則應該有切實考慮過加密班次的可能性。保留3至4分鐘一班車,相信是不是由於成本,便是技術問題。如前所述,鐵路公司的巨額盈利令我難以接受問題出於成本,如果那是技術因素,為甚麼在我們等得如熱窩螞蟻之時,對面往紅磡方向的列車竟然是1分鐘一班?而且對面月台是空無一人?

旺角東站和大圍站都是兩面月台,我不知道大圍車廠是否可以調動列車直達九龍塘站,若果往紅磡方向班次極密是為了提供更多往羅湖方向的列車(在紅磡站倒頭駛回羅湖),那麼為何不能在五時開始做,而要在人潮形成的六時多才做?

相比之下,地鐵的班次比東鐵密得多,參考早上繁忙時間的資料,荃灣線列車是每2.1分鐘一班,相信觀塘線列車班次亦不相伯仲,縱使地鐵車廂容納人數比東鐵車廂少(只有二萬五千人),但九龍塘亦確實承受著約1.5班地鐵衍生出的乘客數字,當然,並非整架列車的乘客也轉乘東鐵,但也有其他市民從巴士或其他途徑轉乘。因此,從鐵路公司需要偶然要實施人潮管制(於大堂堵截往月台的人流),便可斷定港鐵確實需要加密列車班次,或找出相應措施。

要求任何時段也有頻密班次,繁忙時間完全不用等車是不理性的,但就目前觀察而言,鐵路公司可以改善其服務是無庸置疑,需知道火車月台既沒有冷氣,又沒有幕門,在三十多度的夏天,或橫風橫雨的時候,市民心情會更加煩躁,發生意外或衝突的機會亦相對增加。避免發生不愉快事件,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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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錢解不了仇富結

September 15, 2010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九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中國人有句說話:「發財立品。」就是說一個人賺錢也要兼顧品德,不能巧取豪奪,由此延伸開去,這個人在飛黃騰達之時,更應該建立自己的形象,甚至用自己的財產回饋社會。簡而言之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這正正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經常掛在口唇邊的說話。這位手握千億港幣資產的潮州商人,多年來一直熱心公益,在過去三十年透過名下基金會捐出超過一百億。在遙遠的美國,世界首富蓋茨及股神巴菲特發起的財產捐贈計劃,呼籲富商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後,捐贈一半或以上的財產,二人得到不少富豪的響應。的而且確,今天的富商對慈善事業十分慷慨,但他們是否真的可以建立良好形象,甚至成為社會模範?這個算盤在香港便打不響了。

儘管過去三十年來,李氏一直不遺餘力地捐款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提起他的名字,香港人絕少會聯想到慈善家的身份;相反,人們只會想到李氏投資遍佈香港,然後便是五花八門的挪揄,例如香港人發明「李氏力場論」,嘲諷李嘉誠的財力大得足以影響天氣,能夠產生力場讓颱風在股票市場交易時間不會吹襲香港。過去亦有媒體製作短片,指香港人的生活難以和李嘉誠脫離關係,從房地產到電訊服務,以至百貨零售,李氏業務在當中也佔有相當份量,市民甚至由此衍生出「香港人一生都為李嘉誠打工」的說法。因此,說李嘉誠在香港市民的形象,怎樣也說不上是好。李氏的賺錢能力及奮鬥經驗的確為人稱頌,所以他有「李超人」的綽號,但過去鮮有香港人會用慈善家去形容他。香港社會近年更彌漫著一片仇富心態,即使李嘉誠日前承諾未來十年將會再捐一百億以上,也似乎難以扭轉市民對富商的壞印象。

回想七十年代,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才剛崛起,香港人一起高唱《獅子山下》,堅強面對生活的逆境,深信成功由手創造。那時候香港經濟起飛、福利政策越見完善,社會並沒有所謂的仇富心理,富有的人更是父母教導子女時的榜樣,何以在回歸後十三年,香港人會對富有的人恨之入骨?

流走了的黃金歲月 向下滾動的東方之珠

其實這些仇富心態來自香港社會流動性不斷降低,從當年遍地黃金的神話年代,走到今天「M型下流」、貧富懸殊的景況。香港的堅尼系數在已發展地區之中最高,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多達百多萬。普遍勞動階層的薪資追不上通漲幅度,但在經濟低迷時卻同樣遭受減薪待遇。企業即使錄到巨額盈餘仍然不調節員工薪金至合理水平,以至民怨沸騰。

今年香港書展熱賣的書籍《地產霸權》,由前地產商高層潘慧嫻撰寫,揭開香港大地產商的陰暗商業手段,直指其經營手法巧取豪奪,聯手控制樓宇供應,以至樓價不斷上升。那邊廂,他們連自然環境也不放過。商人魯連城購買位於香港西貢大浪西灣的地皮,聲稱興建有機農場,大興土木削去無價的自然植被,引起香港人嚴重不滿。大浪西灣有「香港馬爾代夫」之稱,那兒水清見底、鳥語花香,是石屎森林難得的世外桃源。事件被揭發工程非法霸佔官地、政府監管不力等問題,時值最低工資立法辯論的火熱時刻,於是進一步深化香港貧富階層的深層次矛盾。

以地產商為首,香港財閥基本上壟斷了香港各行各業,活在這個過往一直是自由市場實驗室的國際城市,香港人已習以為常。然而,富有階層在市場以外彷彿同樣得到庇佑。法官權貴的親戚襲罪獲以輕罪名起訴,縱使已有三次襲警紀錄,最終只判感化了事。這件案件卻又是相當古怪,例如被告人犯案當天先後襲擊一名交通警及女警,事後檢控官與被告人協議撤銷襲擊女警的控罪,以換取被告承認另外三條較輕的罪名,是被告不需坐牢的關鍵。此案雖然並無證據顯示輕判和被告人的權貴親戚有關,但已嚴重削弱香港市民對「司法獨立」這核心價值的信任。

從市場到法庭,由商業社會到大自然,富商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且對市民的生活構成巨大影響,從過往的「工作一輩子換來安樂窩」變成今天的「奮鬥一生仍取不到半片瓦遮頭」。在自詡為國際大都會的地方,連生活最基本的住屋問題也不能保障,香港人哪有不感到憤慨的理由?

即使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已足以解釋香港人為何對富商越見憎恨;同時,政府政策經常傾斜資本家,也讓市民深惡痛絕。前新華社社長魯平曾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承認九七回歸時為了穩住香港的資本家,在不少政策上都先考慮他們的利益。事過景遷,今天政府仍有數之不盡的決策,顯然以富有階層的利益考量,部份原因當然是這些商人在政治面向也有強大影響力,例如特首選委會大部份的選委就是商界中人。種種原因促成了香港人的仇富心理,而這對社會發展顯然是不健康的,因此李嘉誠宣佈未來十年會繼續捐款的計劃,亦希望藉此作為社會動力,減輕貧富階層的磨擦。市民的怨氣會否因此而降低,富商取之於民然後用諸於民,又是否有效?這裡將會是個有趣的思考點。

為何富商感動不了我?

「人生在世,能夠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時候,對社會有所貢獻,同時為無助的人尋求及建立較好的生活,我會感到很有意義,並視此為終生不渝的職志。」這句說話是李嘉誠基金會網站簡介的引文。過去三十年來,李嘉誠亦確實秉承這個理想不遺餘力地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

富商透過捐獻貢獻社會,其實是香港穩定發展一個重要因素。一直以來,他們出資興建了大量學校和醫療設備,為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提供良好的硬件,同時贊助機構的營運資金。於是政府投放的資源便可以更具彈性,集中在社會福利層面,以津貼形式減低市民生活負擔,例如書簿津貼和學費減免、公營醫療收費折扣、俗稱為「生果金」的老人福利。李嘉誠、蒙民偉、邵逸夫、田家炳等慈善家確實居功不少,我們在香港很多大學、醫院也會見到以他們命名的校舍和部門,如果我們想像一下他們把金錢捐去別的地方,實行簡單低稅制的香港即使有千億外匯儲備,著實也未必能夠應付七百萬人的福利需求。

可是,香港人習慣功利主義,老早認定了富商捐錢是為了揚名聲、建立形象,而捐出的款項也是「賺一萬元捐十塊錢」。每年多個的籌款活動,無論歌者是否入流、表演是否精彩,那些富有的總理總是數十萬地捐出來。觀眾早已對支票移交麻木,也把富商捐款視為理所當然,壓根兒不會考慮富商行善也有他的理想。李嘉誠基金會過去捐出的一百多億元,有三十三億由汕頭大學接收,扣除贊助其他國家的捐款,真正用之香港社會的金錢著實不是天文數字,何況即使李嘉誠承諾再捐三百億,也感動不了「每秒幾百萬上落」的香港人。不過,把思維轉換一下,若果富商把捐給香港的金錢都捐回內地,對他們來說其實沒甚影響,甚至可以幫到更多的人、立更大的名聲,對他們的內地業務也有極大幫助,但對香港來說便是難以想像的局面。因此,富商慷慨捐輸是必須得到肯定。

遺憾地,香港人就算肯定資本家的慈善理想,也會繼續仇富。畢竟富商行善與否,是他們自己的事,無關仇富的問題核心。實情是老闆在盈利節節上升的同時,大幅削減公司資源、剋扣員工的薪金,然後又慷慨向慈善機構捐輸,員工會否不痛恨老闆?所以說,要解決香港的仇富心理,理當由根本著手,既然是取之社會、用之有道,便應該貫徹始終。資本家應該首先拋開金錢萬能的既有邏輯,忘記資本霸權。市民其實不需要富商行善,只需他們少賺一點,不把樓價推至與天比高,或者透過其影響力支持民生政策,好像支持最低工資定於合理的水平、支持政府推出置業資助計劃等。因為面對當前窘境,無論是剛進社會的八十後青年,還是打滾半生仍未尋覓蝸居的中年人,也感到相當無助。既然李嘉誠那個矢志不渝的職志是幫助社會無助的人得到更加好的生活,那麼,超人應該運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香港弱勢市民,才是他當行的使命,也是最能醫治仇富心態的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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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規

September 12, 2010 Leave a comment

(結集於《通識詞典 5》)

香港人對「雙規」這個詞語不太熟悉,其實它最早出現於1994年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當中第二十八條第三款解釋了它的含意:「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

雙規的歷史與發展
雙規源於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貪腐情況嚴重,國內檢察機關需要一種特殊的組織措施和調查手段去查辦案件,「雙規」、「兩指」應運而生。其實兩者是相類近的東西,雙規是1994年的黨內條例,由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執行;兩指是雙規的進化版,自1997年5月寫入一般法律條文,由人民政府監察機關行使,舉凡調查違反行政紀律的嫌疑人員,也可使用。

雙規是非正式而且先於司法程序的黨內措施,主要針對高級黨政人員,執行於檢察機關調查之前。透過類似軟禁的方式,限制了黨員的人身自由,同時進行內部審查,被雙規的高級黨員通常都要下台和接受法律的審判,所以它可說是內地查處貪腐官員的屠龍寶刀。過去比較著名的雙規例子,是涉及遠華案的海關總署原副署長王樂毅。曾擔任地方紀委案件檢查室主任的內地學者李永忠,曾撰文解釋雙規的實際情況,他形容「『雙規』下的生活和『非典』隔離有類似之處。被調查對象與調查組人員同吃同住,惟一不同的是『雙規』人員與外界的聯繫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兩指和雙規最大分別,在於兩指不允許行使機關拘禁或變相拘禁嫌疑人員,但兩者都可以限制被調查者與外界聯繫,這是相當重要的。限制被調查者的資訊自由,令調查活動變得神秘,其實這樣做的用意,在於讓被調查者不知道自己所犯過的違法事情哪些已被揭發,哪些已經證據確鑿,這種資訊不對稱會方便辦案人員從證據、政治、心理各方面搜集破綻,處於必然優勢,成功入罪起訴的機會亦會大大提高。

雙規被扭曲使用的情況
雙規這種權力顯然容易被濫用,因此政府亦對此調查手法定下各種限制。行使機關不能隨意使用雙規和兩指調查嫌疑犯,只有掌握基本證據,而且該紀律檢查機關有一定級別,才有權批准、使用,而時間和地點都有具體規定。然而,有批評者指出雙規未能達到其反貪的原意,反而造成國內司法腐敗,因為此舉在體制上架空了公檢法,讓司法機關在某些程序後才為黨國服務,亦即是舉凡中共黨員被揭發貪贓枉法,先啟動調查機制的是中共紀檢機關,而非公安和司法機關,直至前者發現黨員觸犯刑律,才適時將案件移交司法機關,否則司法機關和公安只是擔當調查中提供證據的角色。於是乎,這個先於法制的措施便完全變成為某個利益集團服務、個人整肅政治異己的有效手段。

有這種「逼害論」,大概是因為出現了一班被調查過,但沒有被雙規下台、入罪的人,他們雖然免卻牢獄之災,但可說是有了案底,政治生命已可宣佈結束,身心是飽歷折磨。因為他們之所以被調查,有的可能是源於政治對手寫匿名信的誣告,也有的夥同中紀委內部相熟人員,按要求主動提供的栽贓素材,這些政治陷阱無日無之。因此一旦有案底,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打入地獄。

成立內地廉署並不可行
既然雙規是打正旗號肅貪倡廉的措施,但又有遭到濫用的機會,為何內地不參照香港聞名國際的廉政公署模式?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有當年港英肅貪的決心,而當年香港的貪污亦是相當嚴重,看來兩個情況非常相似,但當中最大的分別是香港當年是殖民地,廉政專員由港督指派,在較為精簡的系統,成立獨立部門便足以和貪污的官員、警察保持距離;今天若果內地成立廉署,直接由國家主席指揮,按理也會由國務院指派官員擔當廉政專員,然而內地晉身官場的路本已是黑幕重重,官員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難以做到中立持平,卻更容易成為權力爭鬥的武器。因此,新增一個單位負責處理貪污事件,不但會是一個肥缺,更會成為重要的權力角力場。如果由一個非官員出身的人擔任廉政專員,首要應付的是龐大官僚體系的反抗,就像當年香港廉政公署遭到香港警察的對抗一樣。

即使幸運地解決這道世紀難題,內地貪污程度也實在太嚴重,若果把所有貪污集團消滅,最有可能是徹底衝擊內地的官員體系。當年香港最後要特赦1977年之前的賄賂案件,才能保持警隊的完整及警察的軍心,但此舉大損廉署的士氣。當年廉署面對的只是千多名的香港警察,但今天中國的官僚體系更為龐大,所遇見的壓力及反抗將會更加利害。因此,把廉政公署模式移植到內地將更難成功。

要成功解決內地的貪腐問題並非容易的事,除了雙規兩指這些特殊手段,中國領導人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反貪工作的重要性,內地的反貪局也借鑑了很多香港廉署的經驗,可是中國第一任反貪總局局長羅輯指出,反貪局資金不足,國內的機構設置體制亦不合理,因此反貪局未能像廉署一樣發揮關鍵作用。更諷刺的是,在2009年6月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反貪局局長穆新成亦被雙規,估計其財產高達二億元。連反貪局長亦因貪污而被雙規,看來中國要徹底肅貪倡廉,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延伸閱讀

1. 《雙規前後》,海舟著。明鏡出版社,2009。
2. 〈揭開「雙規」的朦朧面紗〉,李永忠。
3. 《紀檢專題研究文論選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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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

September 12, 2010 Leave a comment

(結集於《通識詞典 5》)

「海歸」這個詞語在中國相當流行,也有人戲稱為「海龜」。顧名思義,它指的是一班從海外學成歸國的人。其實海歸和留學生分別,除了後者不一定回國發展,還可以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海歸派留學的國家都是比本國先進,故此可以把學習到的經驗回饋本國。於是乎,海歸派才有高人一等的感覺,情況就好像香港社會也有「浸過水的人比較優秀,見識亦是土生土長的學生所不及」的講法。

海歸的歷史與發展
中國第一個海歸派,相信是清代的容閎。他於1850年入讀美國耶魯學院,畢業後返國提出把西方文明引入中國。後來在曾國藩、李鴻章支持下成立駐洋肄業局,保送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學美國,他們都對現代中國發展有重大貢獻,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官唐紹儀。自此以後,往來中外的留學航道絡繹不絕。在中國近代史大名鼎鼎的,例如孫中山、蔣介石、鄧小平都是海歸派,他們改良了當時的技術,也衝擊舊有的思想體系。

過去海歸派如嚴復把西方的重要思想和學術整理,系統地把社會學、政治學、自然科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又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等多部經典。但是,今天的海歸帶回國的僅僅是技術或管理技巧,沒有改良國內政制法治的理想和抱負,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美國智庫布魯京斯學會曾以「海歸現象」為題舉行研討會,指出了中國海歸派的發展:從晚清到民國的階段,亦即是前文所提到的「海歸」,他們扮演著「革命者」的角色,引入外國的發明、思想建設祖國;到了中共建國初期,海歸帶回來的技術應用在工業化和現代化兩方面,大大加快了中國崛起的進程;今天適逢改革開放、經濟起飛的勢頭,這一批新海歸的作用在於協助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

海歸的概念重點
我們不難發現海歸和國家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事實上「海歸」所隱含的概念是本國的教育及技術仍未足夠,需要專才到外地進修。於是,出國留學學生的數量和學生回歸本國的人數,正正是國家發展速度和態度的指標。

過去十年,內地教育和生活水平提高,「海歸」人數大幅上升。2008年中國有接近十八萬的留學生,有九成學生是自費出國的;而中國近年高速發展,求才若渴,亦需要海歸擁有的外國視野及先進技術,因此近年有不少吸引人才回國的計劃,致力建立海外人才回國的「绿色通道」,包括2007年的《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十一五」規劃》、有千人計劃之稱的「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提供了諸如一系列優惠去吸引留學外國的尖子回歸本國,加快金融、科研等不同機構的發展。每年舉辦的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讓企業展示吸納海歸的大計,2010年的大會主題是「人才改變世界」,探討金融危機後人才流動的新格局。這類吸引人才的活動近年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

但是,願意歸國建設的學生其實不算很多。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中國出國留學生超過一百六十萬人,但學成回國的不足三分之一;前文引述2008年的數字,十八萬留學生當中亦只有約七萬人回國發展,卻已比前一年增長了約五成半。這個現象當然表示了中國學生在外地受到重視,也收到條件優厚的聘書,不用回國找尋機會。另一邊廂,亦表示了回到中國的誘因不及過往,可能是留學生希望在國外開拓人生,可能是內地政治環境未如人意,也可能是發展機遇仍然不足夠。否則內地不會在「海歸」熱潮中冒起「海待」這個字眼。

從「海歸」衍生出來的「海待」
雖然海歸留學的國家都比本國好,但畢竟個人素質所限,部份海歸的能力並不比本國學生優勝。隨著自費學生越來越多,留學生其實不一定是出類拔萃,這情況在香港也很常見。於是,海外學生歸來並非找到工作的保證。即使海歸是真材實料的能力佳、見識廣,但若只追求高薪厚職,不願放下身段從較低的職位做起,仍有可能未能就業,「海待」這個字眼便應運而生。

被戲稱為「海帶」的海待,即是在家待業的海歸。除了因為不了解就業市場,海待的出現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學生留學時沒有目標,回來時未能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畢竟仍處於發展階段的中國社會,比較需要專才而非通才;海歸亦可能習慣了外國文化,反而未能即時融入中國各級單位。

「海歸」和「海待」的啟示
每個國家也有留學生,也必定有過海歸回國建設社會。那麼中國的海歸有何特別之處?其實談中國的海歸現象,是處理當前熱烈討論的中港融合關鍵概念。

越來越多人北上發展,人力資源機構紛紛指出青年人不應該介意中港兩邊走,甚至以內地市場為基地。香港大學生北上求職,面對的競爭者包括一眾海歸人士,而且擁有相同的心理關口,即是也是其實本質上和海歸情況十分類似。首先是內地市場的薪酬仍比香港低很多,香港人能否適應數千元的月薪是第一個挑戰。這不同於內地留學生不願放棄外國的高薪厚職,而是拿著每月數千的月薪,是否足夠在內地生活、給父母家用,以及償還那大學生的原罪──專上教育貸款計劃?

其次就是和內地學生的程度差異。如果香港學生視北上發展為最後出路,或者因為認為自己能力不足而回內地尋找工作,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為海歸現象告訴我們,內地的教育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香港人相對內地求職者其實沒有多少優勢,而且不適應內地工作文化更是一個弱點,說不成還會成為另一位海待人士。

中港融合是香港的重點發展方向,人才流動則是融合過程的關鍵。事實上,香港人甚至不能自視為海歸,因為他們不是內地教育系統走出來,其身份是介乎在海歸與外國專才之間。因此,年青人北上發展之前,應該擔心的不是當地生活條件、娛樂設施,而是自己是否已準備好和內地更多的人競爭更低薪的職位。

延伸閱讀:
1. 《海歸 : 中西文化衝擊波 》,周熾成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2. 《建國初期留學生歸國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3. 《海歸時代 : 中國海歸精英大視野》,王輝耀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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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August 10, 2010 Leave a comment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刊登於《香港商報》2010年8月10日)

統計處日前發表30年期的人口數據,處長馮興宏指出,隨著人均壽命提高,退休年齡可考慮延遲5年,藉此為香港提供超過一成的社會生產力,使長者運用其經驗,成為社會珍貴的人力資源。不過,筆者認為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明智。

去年社會最激烈的論述是世代之爭,當中公認的論點是社會流動停滯,部分原因是年長的人「霸佔」其位而不退休,令年輕人未能上位。若果把退休年齡再延遲5年,年輕人便更難升遷至管理階層。長遠而言,只會加劇社會青黃不接的情況。至於勞動階層,超過退休年齡仍繼續工作的,都是仍然背著家庭負擔的市民,例如早前在小巴中暑身亡的老司機。延遲退休年齡的確可以令這類市民名正言順地繼續工作,但這又是否我們社會樂見的情況?

更實際的問題是,社會勞動力根本過剩,自願退休年齡越來越早,很多四、五十歲的市民已嘗過「肥雞餐」。不少人中年失業,唯有投身保安、清潔工等低技術工作,令人懷疑勞動市場是否真的需要老年勞動力。

在大企業身居要職的老臣子,或許樂意遲點退下來;但從小市民的角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似乎令生活更艱難。體力勞動階層的價值隨著年紀而遞減,即使僥倖未被解僱,也可能被減薪至難以生活,又或者到了百病叢生的階段,他們不是希望可以繼續捱下去,而是快點退休拿回強積金,然後節儉地渡過餘生。

於是乎,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有利社會。對年輕人來說,向上流動變得更難;對低技術勞工來說,距離拿回強積金、申請生果金的日子更遙遠;對整體社會來說,世代之爭加劇、年輕勞動力缺少發展機會,間接窒礙了社會的發展。

筆者曾撰文《去哥本哈根不如發展社企》(《香港商報》2009年12月23日論壇版),指社會企業能夠令弱勢社群自力更生,其實這種社會資本,亦可配合人口政策,讓老年人貢獻社會。坊間早已有不少社會企業,為環保、家庭保護、社會公義等議題工作,然而發展相當緩慢。若果那些有豐富經驗的退休人士,可以在社企界展開人生下半場,貢獻經驗、勞動力和資金,相信會為香港的社企帶來強大的動力。

另一方面,退休後參與社會企業,亦可為市民帶來好處。上一代的家庭經濟支柱,不少把一生獻給家庭,從未談及人生目標,退休後容易感到生活苦悶,既沒有金錢消費娛樂,又發覺與時代脫節,參加社會企業便可以讓他們重拾人生方向。雖然社企的工資未必豐厚,但卻是重要的生活津貼,變相減低了政府的負擔,這才是真正促進社會和諧。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會企業,可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而統計處的資料,正正顯示政府需要盡快設計社企的發展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