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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孕婦產子問題

June 1, 2011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六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近年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量大增,嬰兒可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對不少內地居民來說當然具吸引力,另一邊廂,香港出生率全球最低,每一千人只有不足八個新生嬰孩,而平均壽命則位居全球第二,社會人口結構失衡,內地孕婦帶來的新生命,正正幫助了香港紓解人口結構這潛在炸彈。

可是,內地孕婦越來越多,令公私營醫療體系出現危機,去年父母均來自內地、卻在港出生的嬰兒數量多達三萬二千名,佔整體出生人數三成六,使公立醫院產科應接不暇;私營醫院因此而門庭若市,有「生仔醫院」之稱的浸會醫院過往曾發生初生嬰兒骨折及孕婦產後死亡,該院去年有一萬二千多名嬰兒出生,由五名駐院專科醫生負責約八成個案,其餘由掛單的私家醫生接收。浸會醫院的產子個案比其他私立醫院多出一倍,輿論紛紛質疑其服務質素,加上私立醫院設備並不足夠,例如沒有初生嬰兒深切治療床位,當嬰兒出現緊急狀況,往往需要送交公立醫院,而公立醫院長期爆滿,是否可以及時應對,使嬰兒得到適切治療,也是未知之數。更重要的是,產子個案過多甚至影響了本地孕婦的床位供應,情況令人相當憂慮。

追根溯源,內地孕婦的問題源於政府過於信賴自由市場,沒有規管及幫助醫療體系,除了大量產子個案令公立醫院吃不消,私營醫院亦不斷向公立醫院挖角,變相使公立醫院婦產科人手更不足,雪上加霜。另外,內地孕婦帶來的新生命,正解決了香港的人口結構困境。據政府統計署預測,約二十年後香港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四分一,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不足六成半。六十五歲是香港的法定退休年齡,換句話說,社會要應付接近三分一人口的福利開支,可以預期這將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然而,內地產子個案激增帶動,令香港嬰兒出生數字在七年間從四萬六千多名上升至八萬二千多名,增幅接近一倍。

明顯地,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是一柄雙刄劍,一方面解決了社會長遠結構隱憂,另一方面卻引發當前醫療資源分配的爭論。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公布對策,例如讓本地產婦優先得到婦產科床位、增聘護士紓解人手不足、提高婦產科收費,亦會考慮維持公立醫院不接收父母均非香港人的產子個案。政府未有進一步定立每年的內地產子個案接收量,是由於要考慮不同年份的出生率,以此取得平衡,既可保障本地孕婦福利,又可以穩定社會發展,並確保醫療體系運作正常。

隨著內地人民生活條件改善,可以預期來港產子的人數會越來越多,單從增聘人手及提高收費等方面著手只是治標之法,必須研究更長遠的人口政策,才是治本之道。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August 10, 2010 Leave a comment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刊登於《香港商報》2010年8月10日)

統計處日前發表30年期的人口數據,處長馮興宏指出,隨著人均壽命提高,退休年齡可考慮延遲5年,藉此為香港提供超過一成的社會生產力,使長者運用其經驗,成為社會珍貴的人力資源。不過,筆者認為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明智。

去年社會最激烈的論述是世代之爭,當中公認的論點是社會流動停滯,部分原因是年長的人「霸佔」其位而不退休,令年輕人未能上位。若果把退休年齡再延遲5年,年輕人便更難升遷至管理階層。長遠而言,只會加劇社會青黃不接的情況。至於勞動階層,超過退休年齡仍繼續工作的,都是仍然背著家庭負擔的市民,例如早前在小巴中暑身亡的老司機。延遲退休年齡的確可以令這類市民名正言順地繼續工作,但這又是否我們社會樂見的情況?

更實際的問題是,社會勞動力根本過剩,自願退休年齡越來越早,很多四、五十歲的市民已嘗過「肥雞餐」。不少人中年失業,唯有投身保安、清潔工等低技術工作,令人懷疑勞動市場是否真的需要老年勞動力。

在大企業身居要職的老臣子,或許樂意遲點退下來;但從小市民的角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似乎令生活更艱難。體力勞動階層的價值隨著年紀而遞減,即使僥倖未被解僱,也可能被減薪至難以生活,又或者到了百病叢生的階段,他們不是希望可以繼續捱下去,而是快點退休拿回強積金,然後節儉地渡過餘生。

於是乎,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有利社會。對年輕人來說,向上流動變得更難;對低技術勞工來說,距離拿回強積金、申請生果金的日子更遙遠;對整體社會來說,世代之爭加劇、年輕勞動力缺少發展機會,間接窒礙了社會的發展。

筆者曾撰文《去哥本哈根不如發展社企》(《香港商報》2009年12月23日論壇版),指社會企業能夠令弱勢社群自力更生,其實這種社會資本,亦可配合人口政策,讓老年人貢獻社會。坊間早已有不少社會企業,為環保、家庭保護、社會公義等議題工作,然而發展相當緩慢。若果那些有豐富經驗的退休人士,可以在社企界展開人生下半場,貢獻經驗、勞動力和資金,相信會為香港的社企帶來強大的動力。

另一方面,退休後參與社會企業,亦可為市民帶來好處。上一代的家庭經濟支柱,不少把一生獻給家庭,從未談及人生目標,退休後容易感到生活苦悶,既沒有金錢消費娛樂,又發覺與時代脫節,參加社會企業便可以讓他們重拾人生方向。雖然社企的工資未必豐厚,但卻是重要的生活津貼,變相減低了政府的負擔,這才是真正促進社會和諧。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會企業,可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而統計處的資料,正正顯示政府需要盡快設計社企的發展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