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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不會被浪費

February 17, 2011 Leave a comment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劉罡先生於16日撰寫文章《為什麼不是“師生如父子”?》,提及「現行的學校教育體制不是把機會給予學生,而是給予了人類社會;它表面上是為學生提供多種可以適應未來就業需要的機會,實際上是在以犧牲學生的個人發展機會為代價,使社會在發現那些能促進人類整體進步的尖端人才時盡可能提高成功幾率」,令很多「一輩子根本用不到高中物理知識的人白白坐在那裡陪太子讀書」,並以麋鹿群類比,概嘆「我們本來以為人類社會早已進入了充分鼓勵個體實現自我價值的發展階段,但暮然回首,卻發現我們沒準依然還是鋼筋水泥叢林裡的一群動物」。誠然,不少在校園學習的知識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用上,但若以此總結為虛耗光陰,則值得商榷。

到市場買橙用不了微積分,給孩子說故事也不會說希特勒。除了語文課,其他的知識也活像為大學課程舖路。若果中學畢業投身社會,學生既無謀生技能,亦無高學歷證明,於是只可從事低技術工作,例如快餐店服務生、運輸工人。的確,學校教育並不如職業訓練場,可是教育更不只是訓練技術,而是啟發民智,亦即是學習如何思考、整理,還有確立一套道德價值觀。

舉個例,高中物理課程重點是教導學生使用方程式及思考問題的步驟。解答力學的題目首先要認清哪個是主體,哪些是外力,把問題核心隔離,然後把學習過的公式想一遍,看看哪個工具可以使用,過程要確保小心安全,就像要謹慎處理不同的數學單位一樣。這種解決問題的技巧,筆者相信無論是當司機還是教師也有用處,對成年人來說這些都是常識,但常識正是應該在學校學習的東西,透過不斷操練去學習。或許學生不會成為愛因斯坦,不過學到這些思維邏輯,總說不上是白白浪費時間陪太子讀書。至於劉先生所談的技藝,學校教育確實不能賦予,不過它需要時間累積經驗,而且學習基本功也不用太久。從前香港也有工業學院和職業先修學校,相比學習語文和數學,考獲技術執照需要的時間實在短得多。

何況即使大學畢業,也難保不會成為失業大軍。在香港不計醫學法律,讀文史哲和理工科,畢業後往往前路茫茫,修商科的情況好一點,但這和思維模式和教育是否實用無關,而是社會人力市場結構的問題。相比謀生的手藝,學生更需要學習待人處事,這幾天香港有一則新聞鬧得熱哄哄,就是一位統計學碩士生失業良久,曾有二百次面試失敗的紀錄,他就是不懂如何在社會生活,如何和人接觸,這看來是學校沒有教的事情。可是,社交技巧應從朋輩相處獲取,這正是設立學校的原因。真正的畢業是學習課程背後的思考方法,在學期間與人相處的技巧,並由所見所聞建立一套道德價值觀,至於價值觀是激進抑或保守,便是個人際遇。因此,與其認為學校教育是浪費時光,倒不如說學校未能成功令學生領悟背後的理念,甚至進一步審視教育部門如何塑造下一代的意識形態。如果由此出發,總結大部份的學校只是依循相同課程教授,要求學生看指定的書、讀固定的文章,是扼殺學生實現自我價值,筆者是認同的。

然而,當社會步向知識型經濟,很多手藝也在被機器取代,或由儀器協助的時候,還只強調手藝的重要,甚至忽視高程度教育的理念,卻是一種筆者難以苟同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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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

September 12, 2010 Leave a comment

(結集於《通識詞典 5》)

「海歸」這個詞語在中國相當流行,也有人戲稱為「海龜」。顧名思義,它指的是一班從海外學成歸國的人。其實海歸和留學生分別,除了後者不一定回國發展,還可以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海歸派留學的國家都是比本國先進,故此可以把學習到的經驗回饋本國。於是乎,海歸派才有高人一等的感覺,情況就好像香港社會也有「浸過水的人比較優秀,見識亦是土生土長的學生所不及」的講法。

海歸的歷史與發展
中國第一個海歸派,相信是清代的容閎。他於1850年入讀美國耶魯學院,畢業後返國提出把西方文明引入中國。後來在曾國藩、李鴻章支持下成立駐洋肄業局,保送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學美國,他們都對現代中國發展有重大貢獻,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官唐紹儀。自此以後,往來中外的留學航道絡繹不絕。在中國近代史大名鼎鼎的,例如孫中山、蔣介石、鄧小平都是海歸派,他們改良了當時的技術,也衝擊舊有的思想體系。

過去海歸派如嚴復把西方的重要思想和學術整理,系統地把社會學、政治學、自然科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又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等多部經典。但是,今天的海歸帶回國的僅僅是技術或管理技巧,沒有改良國內政制法治的理想和抱負,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美國智庫布魯京斯學會曾以「海歸現象」為題舉行研討會,指出了中國海歸派的發展:從晚清到民國的階段,亦即是前文所提到的「海歸」,他們扮演著「革命者」的角色,引入外國的發明、思想建設祖國;到了中共建國初期,海歸帶回來的技術應用在工業化和現代化兩方面,大大加快了中國崛起的進程;今天適逢改革開放、經濟起飛的勢頭,這一批新海歸的作用在於協助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

海歸的概念重點
我們不難發現海歸和國家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事實上「海歸」所隱含的概念是本國的教育及技術仍未足夠,需要專才到外地進修。於是,出國留學學生的數量和學生回歸本國的人數,正正是國家發展速度和態度的指標。

過去十年,內地教育和生活水平提高,「海歸」人數大幅上升。2008年中國有接近十八萬的留學生,有九成學生是自費出國的;而中國近年高速發展,求才若渴,亦需要海歸擁有的外國視野及先進技術,因此近年有不少吸引人才回國的計劃,致力建立海外人才回國的「绿色通道」,包括2007年的《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十一五」規劃》、有千人計劃之稱的「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提供了諸如一系列優惠去吸引留學外國的尖子回歸本國,加快金融、科研等不同機構的發展。每年舉辦的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讓企業展示吸納海歸的大計,2010年的大會主題是「人才改變世界」,探討金融危機後人才流動的新格局。這類吸引人才的活動近年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

但是,願意歸國建設的學生其實不算很多。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中國出國留學生超過一百六十萬人,但學成回國的不足三分之一;前文引述2008年的數字,十八萬留學生當中亦只有約七萬人回國發展,卻已比前一年增長了約五成半。這個現象當然表示了中國學生在外地受到重視,也收到條件優厚的聘書,不用回國找尋機會。另一邊廂,亦表示了回到中國的誘因不及過往,可能是留學生希望在國外開拓人生,可能是內地政治環境未如人意,也可能是發展機遇仍然不足夠。否則內地不會在「海歸」熱潮中冒起「海待」這個字眼。

從「海歸」衍生出來的「海待」
雖然海歸留學的國家都比本國好,但畢竟個人素質所限,部份海歸的能力並不比本國學生優勝。隨著自費學生越來越多,留學生其實不一定是出類拔萃,這情況在香港也很常見。於是,海外學生歸來並非找到工作的保證。即使海歸是真材實料的能力佳、見識廣,但若只追求高薪厚職,不願放下身段從較低的職位做起,仍有可能未能就業,「海待」這個字眼便應運而生。

被戲稱為「海帶」的海待,即是在家待業的海歸。除了因為不了解就業市場,海待的出現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學生留學時沒有目標,回來時未能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畢竟仍處於發展階段的中國社會,比較需要專才而非通才;海歸亦可能習慣了外國文化,反而未能即時融入中國各級單位。

「海歸」和「海待」的啟示
每個國家也有留學生,也必定有過海歸回國建設社會。那麼中國的海歸有何特別之處?其實談中國的海歸現象,是處理當前熱烈討論的中港融合關鍵概念。

越來越多人北上發展,人力資源機構紛紛指出青年人不應該介意中港兩邊走,甚至以內地市場為基地。香港大學生北上求職,面對的競爭者包括一眾海歸人士,而且擁有相同的心理關口,即是也是其實本質上和海歸情況十分類似。首先是內地市場的薪酬仍比香港低很多,香港人能否適應數千元的月薪是第一個挑戰。這不同於內地留學生不願放棄外國的高薪厚職,而是拿著每月數千的月薪,是否足夠在內地生活、給父母家用,以及償還那大學生的原罪──專上教育貸款計劃?

其次就是和內地學生的程度差異。如果香港學生視北上發展為最後出路,或者因為認為自己能力不足而回內地尋找工作,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為海歸現象告訴我們,內地的教育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香港人相對內地求職者其實沒有多少優勢,而且不適應內地工作文化更是一個弱點,說不成還會成為另一位海待人士。

中港融合是香港的重點發展方向,人才流動則是融合過程的關鍵。事實上,香港人甚至不能自視為海歸,因為他們不是內地教育系統走出來,其身份是介乎在海歸與外國專才之間。因此,年青人北上發展之前,應該擔心的不是當地生活條件、娛樂設施,而是自己是否已準備好和內地更多的人競爭更低薪的職位。

延伸閱讀:
1. 《海歸 : 中西文化衝擊波 》,周熾成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2. 《建國初期留學生歸國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3. 《海歸時代 : 中國海歸精英大視野》,王輝耀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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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審判香港的科學教育

April 21, 2010 Leave a comment

「一個科學家研究原子核能的實際用途,是否需要負上道德責任?」這個問題是《哥本哈根》的故事核心,而玻爾和海辛堡的神秘會面確實不止是一件物理事件,這個獲得東尼獎最佳劇本的故事,是科學和現實相撞的一次重要想像,亦是給香港觀眾一個全新的體驗,因為香港從來不著重科學史,於是乎令大眾往往有「科學與我何干?」的疑問。

二十世紀初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開墾著量子力學的麥田,但英雄總是生於亂世,當量子力學的基礎大致奠定,戰爭亦隨之來臨。《哥本哈根》記載的故事是1941年兩位物理巨人的會面,背景大概是這樣:丹麥物理學家玻爾是原子物理之父,也是德國人海辛堡的老師。德軍攻陷丹麥後,政治原因令玻爾和海辛堡情同父子的師徒關係變得尷尬,但海辛堡仍排除萬難,安排和玻爾見面。這次的見面十分短暫,但卻引來世界的關注,因為當年一直傳聞海辛堡為希特拉製造原子彈,而原子彈的原理和玻爾的理論有密切關係。然而,這次的會面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甚至連當事人也這件事有不同的講法,到底海辛堡是為德國當說客,還是要刺探同盟國的軍情;是簡單的師徒相聚,抑或有其他政治目的?一切到現在亦沒有答案,而《哥本哈根》則企圖用超現實的想像來解開這重要的歷史迷團。

雖然這迷團是關於一個晚上的短聚,但當中的歷史矛盾、科學背景,牽涉到數十年的江湖恩怨,要在三個多小時把來龍去脈弄清楚,然後企圖歸結一個「結局」,當中有相當大的野心,亦是極嚴峻的挑戰。事實上,觀眾需要對量子力學有基本認識,方能明白劇本的匠心獨運,遺憾的也許是文本比較艱深,觀眾需要時間去消化內容,演員的速度卻快如閃電,這雖然充份顯示了科學家在談論理論時的雀躍和興奮,但對觀眾來說,是不友善的安排。儘管場刊導讀印有幾個重要理論的解釋,量子力學畢竟是物理系二年級的課程,單是海辛堡和玻爾的理論,已是價值三個學分的課程,豈是觀眾憑短短幾千字的描述可以弄清?然而,整個劇本正是應用了海辛堡的測不準理論,於是觀眾必須硬著頭皮嘗試理解,而演員也要挖空心思去平衡戲劇的流暢度與觀眾理解內容的速度。

舞台上的窘態正指出了推廣科學的困難,間接使科學故事變成歷史秘聞。大家都聽過牛頓在樹下被蘋果擊中,以及伽里略在比薩斜塔的實驗,其餘的就似甚麼都沒有發生,可是這些鮮為人知的事蹟正是學習科學的鑰匙。正如《哥本哈根》的故事,其實涉及了科學與政治、道德的關係,也探討了科學家自以為遺世獨立的想法。這也是《哥本哈根》在香港的另一個意義:啟發教育工作者對物理教學的看法。

香港過去的中學物理教育,分成力學、波動學、電磁學等單元教授,學習的階梯是以方程式為主,練習題為副。學生學習了牛頓三條力學定律後,過了兩三年才知道微積分也是他的傑作,但其實牛頓是先完成微積分的偉業,經過在光學的奮鬥,才開展在力學的傳奇。學生不會知道事情發生的次序,更不會知道牛頓是個終生不娶的教徒。

這種教學方法有甚麼問題?一來學生看到漫天數學符號已頭昏腦漲,根本看不到物理學的美妙;二來弄不清楚科學家發展學術的過程,便不能感受理論環環相扣的重要。筆者在大學修讀量子力學,是從物理學史開始教授。先從湯姆遜發現電子,到拉塞福研究粒子的行為,才有玻爾的原子模型、海辛堡的測不準定律,還有哥本哈根學派的豐功偉業。唯有跟隨學派發展,每個理論才會變得有意義。科學家因為宗教、戰爭、天災而東奔西走,見證了科學一直和塵世接觸,牛頓時代的科學是要證明上帝創造了完美的世界,人的存在變得無關重要;現代物理卻以人的測量為重心,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價值。《哥本哈根》亦有指出這個看法,而筆者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察,也是解答「科學與我何干?」的重要線索。從來教延、軍方、獨裁者也重視科學對世人的影響,科學家在研究學術理論的同時,往往承受各種壓力,哥伯尼提出日心說而被燒死、海辛堡因政治任命而遺臭萬年,他們永遠有著繼承者,也許今天地球某個角落,有科學家因為複製人技術或隱形科技而正在承受巨大的壓力和良心的審判。

雖然現代物理的歷史實在太過緊湊,相比之下古典物理學的確大為遜色,但這不代表古典物理學的故事不能整理。或許過去中學教育受限於課程編排,或辦學團體的宗教背景,未能把科學家的理論和想法詳細闡明。當然,筆者明白順著理論發展而學習,需要考慮理論程度是否合乎學生能力(例如微積分對初中生確實太難),但其實很多理論是和物理現象同時出現,引介了物理現象和科學家初步的想法,最少可以向學生灌輸正確的物理概念,也減少出現「這些考試不會出現,你們不用理會」這類可悲的校園奇景。筆者認為新高中的通識課程應該朝著這個方向,例如在「能量科技與環境」一單元中,可以從地球形成說起,為甚麼地球可以孕育生命?關於能量,科學家又有甚麼驚心動魄的故事?

所以說官員都應該看《哥本哈根》,因為它告訴我們的,科學不單可以和道德哲學有關,也處處散發出可貴的人文關懷,而這正是我們希望學生得到的價值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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