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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社會不平等’

中產的發聲練習──步出沉默

February 19, 2011 Leave a comment

政府財政預算案公布在即,這個季節的香港都是千瘡百孔,草根階層收入應付不到高漲物價,中產階級一如以往被政府剝削,高收入人士則不用發聲,因為政府不敢動他們的汗毛。然後是政府要審慎理財,所以不會派糖,只是如常思考整頓稅制,當然最後就會不了了之。事實上,雖然香港經濟似有復甦,但社會氣氛還是死氣沉沉,中產怨氣一直不低,林貢欽於BBC中文網投稿《香港中產階級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指出香港中產得不到政府照顧,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關注這群為香港默默耕耘的中堅,的確點出事實。可是,文章把中產的苦況解讀為支持功能組別的理據,又以社會民粹當道來論證香港的衰亡不遠,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誠如林先生所言,中產需要醫療保障、教育資助,他們也該有妥善的退休計劃,而中小企則應有良好的營商環境。政府多年來提出的政策,不少和上述幾項關係密切,但中產得不到照顧,議員也未能為民請命,這是政府政策庸碌而政客無力履行競選承諾。如果問題只是政策在中產與草根階層角力,政客倒是容易處理,因為在不同議案幫助各階層選民,對各家都有交待。可是,政府近年推出的政策問題多多,即使是表面上受惠的草根階層,政策也幫不了多少。舉例說,醫療保險的「受惠者」不包括門診,亦會限制使用的藥物;香港的教育政策由母語教學到副學士,也是一視同仁地誤人子弟。政客不是只幫草根階層,而是若拿他們的個案也改變不了官員的想法,以中產作例子則更沒有說服力,畢竟草根階層不是不用交稅,而是他們「享受」了政府福利後,仍不足以應付生活,他們還是沒有能力交稅。因此,不應把草根和中產對立。

如果打中產旗號招徠的政黨政客,要了中產的票,卻沒有為中產謀福利,那麼功能組別的議員又會有怎樣的分別?他們可不是中產投票選出,其選民數量與議席權力固然不成比例,選民的投票也有團體票和個人票之分,如果政客會為選票而犧牲某些選民,中產也是他們不錯的選擇,委任議員更理所當然地效忠政府。我們看看因分組點票機制而被功能組別否定的議案,其中出現了幾次的公平競爭法,是為中小企改善生存環境的法案。再者,若果要求政府分配資源要公平,總不能另一邊廂捍衛最不公平的功能組別議制吧。然而,真正服務中產的議席確實處於真空狀態,所以近來冒起了幾位專攻中產的獨立議員,還有新政黨如新民黨、經濟動力,筆者絕對認同沉默的中產應該站起來,用雪亮的眼睛為他們打分。

由是觀之,政府推出的政策質素欠佳才是問題核心,其理財哲學亦為人詬病。林先生提到的高鐵和亞運,兩個項目都牽涉巨額款項,民間組織批評政府的高鐵方案,是經過詳細的資料搜集,當中有專家參與,能夠隨時和官員辯論;至於申辦亞運議案,政府所宣揚的推動體育發展、有利國際形象都是虛無飄渺,難以用霎時感動去說服議員通過方案。社會有權力問清楚公帑是否用得其所,有根據的質詢是公民參與而非民粹主義,反而確保中產繳的稅沒有白花,就算要感到羞恥,也該是被問得面紅耳熱的政府。筆者認為,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施政千瘡百孔,上述所論並非把所有問題推卸到官員身上,而是整個決策思維出了問題,這些很多評論前輩已經常談及,在此不贅。話說回來,市民參與政治正是公民社會一個特徵,也多得社會不同的聲音,政府才不能強硬通過無道無能的政策,要聆聽市民意見。其實這正告訴沉默的中產,是時候站起來,因為要真正的維持穩定,必先時刻監策政府的質素,否則當反對的人都被滅音,而你變成被強拍逼遷的主角時,便再沒有人站在你的身邊。

捐錢解不了仇富結

September 15, 2010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九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中國人有句說話:「發財立品。」就是說一個人賺錢也要兼顧品德,不能巧取豪奪,由此延伸開去,這個人在飛黃騰達之時,更應該建立自己的形象,甚至用自己的財產回饋社會。簡而言之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這正正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經常掛在口唇邊的說話。這位手握千億港幣資產的潮州商人,多年來一直熱心公益,在過去三十年透過名下基金會捐出超過一百億。在遙遠的美國,世界首富蓋茨及股神巴菲特發起的財產捐贈計劃,呼籲富商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後,捐贈一半或以上的財產,二人得到不少富豪的響應。的而且確,今天的富商對慈善事業十分慷慨,但他們是否真的可以建立良好形象,甚至成為社會模範?這個算盤在香港便打不響了。

儘管過去三十年來,李氏一直不遺餘力地捐款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提起他的名字,香港人絕少會聯想到慈善家的身份;相反,人們只會想到李氏投資遍佈香港,然後便是五花八門的挪揄,例如香港人發明「李氏力場論」,嘲諷李嘉誠的財力大得足以影響天氣,能夠產生力場讓颱風在股票市場交易時間不會吹襲香港。過去亦有媒體製作短片,指香港人的生活難以和李嘉誠脫離關係,從房地產到電訊服務,以至百貨零售,李氏業務在當中也佔有相當份量,市民甚至由此衍生出「香港人一生都為李嘉誠打工」的說法。因此,說李嘉誠在香港市民的形象,怎樣也說不上是好。李氏的賺錢能力及奮鬥經驗的確為人稱頌,所以他有「李超人」的綽號,但過去鮮有香港人會用慈善家去形容他。香港社會近年更彌漫著一片仇富心態,即使李嘉誠日前承諾未來十年將會再捐一百億以上,也似乎難以扭轉市民對富商的壞印象。

回想七十年代,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才剛崛起,香港人一起高唱《獅子山下》,堅強面對生活的逆境,深信成功由手創造。那時候香港經濟起飛、福利政策越見完善,社會並沒有所謂的仇富心理,富有的人更是父母教導子女時的榜樣,何以在回歸後十三年,香港人會對富有的人恨之入骨?

流走了的黃金歲月 向下滾動的東方之珠

其實這些仇富心態來自香港社會流動性不斷降低,從當年遍地黃金的神話年代,走到今天「M型下流」、貧富懸殊的景況。香港的堅尼系數在已發展地區之中最高,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多達百多萬。普遍勞動階層的薪資追不上通漲幅度,但在經濟低迷時卻同樣遭受減薪待遇。企業即使錄到巨額盈餘仍然不調節員工薪金至合理水平,以至民怨沸騰。

今年香港書展熱賣的書籍《地產霸權》,由前地產商高層潘慧嫻撰寫,揭開香港大地產商的陰暗商業手段,直指其經營手法巧取豪奪,聯手控制樓宇供應,以至樓價不斷上升。那邊廂,他們連自然環境也不放過。商人魯連城購買位於香港西貢大浪西灣的地皮,聲稱興建有機農場,大興土木削去無價的自然植被,引起香港人嚴重不滿。大浪西灣有「香港馬爾代夫」之稱,那兒水清見底、鳥語花香,是石屎森林難得的世外桃源。事件被揭發工程非法霸佔官地、政府監管不力等問題,時值最低工資立法辯論的火熱時刻,於是進一步深化香港貧富階層的深層次矛盾。

以地產商為首,香港財閥基本上壟斷了香港各行各業,活在這個過往一直是自由市場實驗室的國際城市,香港人已習以為常。然而,富有階層在市場以外彷彿同樣得到庇佑。法官權貴的親戚襲罪獲以輕罪名起訴,縱使已有三次襲警紀錄,最終只判感化了事。這件案件卻又是相當古怪,例如被告人犯案當天先後襲擊一名交通警及女警,事後檢控官與被告人協議撤銷襲擊女警的控罪,以換取被告承認另外三條較輕的罪名,是被告不需坐牢的關鍵。此案雖然並無證據顯示輕判和被告人的權貴親戚有關,但已嚴重削弱香港市民對「司法獨立」這核心價值的信任。

從市場到法庭,由商業社會到大自然,富商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且對市民的生活構成巨大影響,從過往的「工作一輩子換來安樂窩」變成今天的「奮鬥一生仍取不到半片瓦遮頭」。在自詡為國際大都會的地方,連生活最基本的住屋問題也不能保障,香港人哪有不感到憤慨的理由?

即使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已足以解釋香港人為何對富商越見憎恨;同時,政府政策經常傾斜資本家,也讓市民深惡痛絕。前新華社社長魯平曾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承認九七回歸時為了穩住香港的資本家,在不少政策上都先考慮他們的利益。事過景遷,今天政府仍有數之不盡的決策,顯然以富有階層的利益考量,部份原因當然是這些商人在政治面向也有強大影響力,例如特首選委會大部份的選委就是商界中人。種種原因促成了香港人的仇富心理,而這對社會發展顯然是不健康的,因此李嘉誠宣佈未來十年會繼續捐款的計劃,亦希望藉此作為社會動力,減輕貧富階層的磨擦。市民的怨氣會否因此而降低,富商取之於民然後用諸於民,又是否有效?這裡將會是個有趣的思考點。

為何富商感動不了我?

「人生在世,能夠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時候,對社會有所貢獻,同時為無助的人尋求及建立較好的生活,我會感到很有意義,並視此為終生不渝的職志。」這句說話是李嘉誠基金會網站簡介的引文。過去三十年來,李嘉誠亦確實秉承這個理想不遺餘力地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

富商透過捐獻貢獻社會,其實是香港穩定發展一個重要因素。一直以來,他們出資興建了大量學校和醫療設備,為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提供良好的硬件,同時贊助機構的營運資金。於是政府投放的資源便可以更具彈性,集中在社會福利層面,以津貼形式減低市民生活負擔,例如書簿津貼和學費減免、公營醫療收費折扣、俗稱為「生果金」的老人福利。李嘉誠、蒙民偉、邵逸夫、田家炳等慈善家確實居功不少,我們在香港很多大學、醫院也會見到以他們命名的校舍和部門,如果我們想像一下他們把金錢捐去別的地方,實行簡單低稅制的香港即使有千億外匯儲備,著實也未必能夠應付七百萬人的福利需求。

可是,香港人習慣功利主義,老早認定了富商捐錢是為了揚名聲、建立形象,而捐出的款項也是「賺一萬元捐十塊錢」。每年多個的籌款活動,無論歌者是否入流、表演是否精彩,那些富有的總理總是數十萬地捐出來。觀眾早已對支票移交麻木,也把富商捐款視為理所當然,壓根兒不會考慮富商行善也有他的理想。李嘉誠基金會過去捐出的一百多億元,有三十三億由汕頭大學接收,扣除贊助其他國家的捐款,真正用之香港社會的金錢著實不是天文數字,何況即使李嘉誠承諾再捐三百億,也感動不了「每秒幾百萬上落」的香港人。不過,把思維轉換一下,若果富商把捐給香港的金錢都捐回內地,對他們來說其實沒甚影響,甚至可以幫到更多的人、立更大的名聲,對他們的內地業務也有極大幫助,但對香港來說便是難以想像的局面。因此,富商慷慨捐輸是必須得到肯定。

遺憾地,香港人就算肯定資本家的慈善理想,也會繼續仇富。畢竟富商行善與否,是他們自己的事,無關仇富的問題核心。實情是老闆在盈利節節上升的同時,大幅削減公司資源、剋扣員工的薪金,然後又慷慨向慈善機構捐輸,員工會否不痛恨老闆?所以說,要解決香港的仇富心理,理當由根本著手,既然是取之社會、用之有道,便應該貫徹始終。資本家應該首先拋開金錢萬能的既有邏輯,忘記資本霸權。市民其實不需要富商行善,只需他們少賺一點,不把樓價推至與天比高,或者透過其影響力支持民生政策,好像支持最低工資定於合理的水平、支持政府推出置業資助計劃等。因為面對當前窘境,無論是剛進社會的八十後青年,還是打滾半生仍未尋覓蝸居的中年人,也感到相當無助。既然李嘉誠那個矢志不渝的職志是幫助社會無助的人得到更加好的生活,那麼,超人應該運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香港弱勢市民,才是他當行的使命,也是最能醫治仇富心態的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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