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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時代不會告終

February 8, 2011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香港商報》2011年2月8日)

內地網站VeryCD的音樂影視頻道悄然關閉,引來網民極大回響。隨着土豆、優酷等線上視頻網站停播版權錄像,很多人擔心享受免費影音的時代即將告終,而網絡世界將進一步變成資本主義的演練場,再沒有免費午餐。

誠然,中國要真正踏進世界舞台,必須在保障知識產權方面有所行動,免費影音網站停播版權錄像是意料之內,只是沒有想到這天來得如此之快。其實,網絡常見的營銷方法是以免費招徠,當規模慢慢擴大後才收費,這已成為互聯網的運作模式,關鍵是何時要付費,價錢是多少。事實上,即使免費下載當道,仍有很多人願意付費支持創作。

如果免費時代告終,確實可為版權持有人帶來一筆收入,不過習慣免費享受,突破收費限制的動力便更大。網絡力量強勁,例如內地網民懂得「翻牆」瀏覽境外網站,在WinMX下載被打的時候冒起了BT、Foxy等軟件,今天免費影音網站倒閉,明天也會有新的方法繼續侵權。

香港的娛樂界一直關心版權問題,從翻版碟到非法下載,他們呼喊支持正版的口號從未停止。現在他們漸漸轉變經營模式,甚至有歌手自己把歌曲上載至分享網站,然後靠開演唱會、拍電視劇、出席各類活動賺錢,出唱片只是仍然生存的證明,和印制名片沒有分別,成本亦當作宣傳費用。因為大家心照不宣,這些侵權行為的確提高了電影、歌曲的滲透率,亦讓經理人知道市場口味,更容易選擇捧哪個新人。無論如何,當內地進入版權改革後,這種經營模式的改變可以延伸出什麼,才是最有趣的事情。

如果影音娛樂必須購買,首先看到的不是娛樂公司獲利,而是電影音樂的流通量大跌。畢竟市民購買力有限,隨身聽和智能手機的需求也會大減。因此,無論是蘋果、Google等大公司補貼,還是內容提供者自行減價甚至不收費,免費時代還是不會終結的。

上述那些走向正版化的內地視頻網站可能會變成電視台,付費用家可以看到最新的高清電影,免費用家只能看到低畫質和比較舊的作品。換句話說,網絡世界也開始形成社會階級,但其流動性極高,只要你願意付費便可以向上流動,然後各個網站競爭的是如何把價錢降到最低。

可是最有可能還是非法下載強勢回歸,甚至是把網站轉到一些版權意識依然薄弱的國家和地區,侵權行為繼續無日無之。或者網民所謂的「分享是美德」扭曲了商業時代的倫理,但在共享已成習慣的虛擬世界,打倒資本主義可以是正義的行為。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August 10, 2010 Leave a comment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企

(刊登於《香港商報》2010年8月10日)

統計處日前發表30年期的人口數據,處長馮興宏指出,隨著人均壽命提高,退休年齡可考慮延遲5年,藉此為香港提供超過一成的社會生產力,使長者運用其經驗,成為社會珍貴的人力資源。不過,筆者認為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明智。

去年社會最激烈的論述是世代之爭,當中公認的論點是社會流動停滯,部分原因是年長的人「霸佔」其位而不退休,令年輕人未能上位。若果把退休年齡再延遲5年,年輕人便更難升遷至管理階層。長遠而言,只會加劇社會青黃不接的情況。至於勞動階層,超過退休年齡仍繼續工作的,都是仍然背著家庭負擔的市民,例如早前在小巴中暑身亡的老司機。延遲退休年齡的確可以令這類市民名正言順地繼續工作,但這又是否我們社會樂見的情況?

更實際的問題是,社會勞動力根本過剩,自願退休年齡越來越早,很多四、五十歲的市民已嘗過「肥雞餐」。不少人中年失業,唯有投身保安、清潔工等低技術工作,令人懷疑勞動市場是否真的需要老年勞動力。

在大企業身居要職的老臣子,或許樂意遲點退下來;但從小市民的角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似乎令生活更艱難。體力勞動階層的價值隨著年紀而遞減,即使僥倖未被解僱,也可能被減薪至難以生活,又或者到了百病叢生的階段,他們不是希望可以繼續捱下去,而是快點退休拿回強積金,然後節儉地渡過餘生。

於是乎,延遲退休年齡並非有利社會。對年輕人來說,向上流動變得更難;對低技術勞工來說,距離拿回強積金、申請生果金的日子更遙遠;對整體社會來說,世代之爭加劇、年輕勞動力缺少發展機會,間接窒礙了社會的發展。

筆者曾撰文《去哥本哈根不如發展社企》(《香港商報》2009年12月23日論壇版),指社會企業能夠令弱勢社群自力更生,其實這種社會資本,亦可配合人口政策,讓老年人貢獻社會。坊間早已有不少社會企業,為環保、家庭保護、社會公義等議題工作,然而發展相當緩慢。若果那些有豐富經驗的退休人士,可以在社企界展開人生下半場,貢獻經驗、勞動力和資金,相信會為香港的社企帶來強大的動力。

另一方面,退休後參與社會企業,亦可為市民帶來好處。上一代的家庭經濟支柱,不少把一生獻給家庭,從未談及人生目標,退休後容易感到生活苦悶,既沒有金錢消費娛樂,又發覺與時代脫節,參加社會企業便可以讓他們重拾人生方向。雖然社企的工資未必豐厚,但卻是重要的生活津貼,變相減低了政府的負擔,這才是真正促進社會和諧。

配合人口政策發展社會企業,可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而統計處的資料,正正顯示政府需要盡快設計社企的發展藍圖。

沒有私隱的年代

August 2, 2010 1 comment

(刊登於《香港商報》2010年8月2日)

當年八達通推出市面,香港曾有過反八達通大聯盟,其中一個反八達通的理據,是八達通公司為什麼要扣起50元按金。多年來,好像從來沒有人透露過八達通公司因而賺取多少錢,反八達通的聲音越來越小。然而,曾經出現「易辦事事件」的八達通公司,現在連誠信也出了問題,難怪這次的販賣個人資料事件惹起公憤。

八達通不是唯一獲取過多客戶資料的公司,在香港申請、使用很多服務,都奇怪地需要一些額外的資料,這些資料明顯是不需要的。例如學生去「K房」唱歌,不知為何要出示身份證登記,而不能用學生證代替。筆者也肯定不只八達通一家販賣客戶資料,試想香港人經常收到銷售電話,對方總能夠說出你的姓名,但你從未光顧過。這類厭惡的電話明顯源自某些公司販賣客戶資料,只是八達通公司東窗事發,還要前言不對後語,企圖開脫責任,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更重要的,是八達通已成為很多人生活的必備工具,諸如屋苑出入登記、自動增值服務,市民都要或主動或被迫地使用,於是問題便升級至另一個層次,八達通公司肩負的企業責任應該比一般公司稍多。何況它掌握的不只是個人資料,還有市民的消費習慣,有輿論甚至指出,憑藉這些資料有機會拼湊個人行蹤。

幸好這次事件得到社會正視、私隱專員和議員的跟進,但若侵權的是網絡世界巨頭,實體是一家遠在美國的公司,又有誰為我們申訴?

Facebook大行其道以來,其私隱保密技術一直為人詬病,但我們一樣照用可也,而且越用越上癮。該網站複雜的私隱設定,讓很多人的個人資料任意公開,這還可以說是用家自討苦吃,但Facebook的網絡世界發展藍圖,進一步紀錄網民習慣,這便是魔鬼的誕生了。它的目標是打造高度個人化的網絡世界。

假設有兩個人在網站輸入蘋果,農民用家便會找到耕作資訊,而技術人員便會找到科技產品目錄。現在廣受歡迎的贊好(Like)功能,其實正正就是收集網民喜愛資訊的工具。經過數據統計,系統便能清楚分析你的興趣、成長背景、消費力階層等,然後Facebook使用和八達通公司一樣的理由,以合約的形式把用戶資料轉售給夥伴網站,讓用戶到夥伴網站時可以得到更加個人化的資訊。這表面是方便了我們消費,但實際上嚴重幹預個人生活,尤其網站掌握的不只是網絡公開的生活足印,還有用家之間的私密交流資訊。

私隱專員如何處理八達通事件固然是關鍵,但筆者更希望市民藉這次事件開始思考個人私隱的重要。一直以來,大家雖然對各項服務苛索個人資料反感,但也經常無奈接受。溫水煮蛙容易令人失去警覺,使警訊案例不斷在現實重演。

筆者不是勸各位停用Facebook,而是應在有主動控制權的情況下,盡力保障自己的私密資料,畢竟我們已進入了沒有私隱的年代,稍有鬆懈構成的後果,往往難以估計。

雲端時代小心網絡安全

April 1, 2010 Leave a comment

(刊於《香港商報》2010年 04月 01日)

搜尋引擎巨頭谷歌宣布撤離中國內地,顯然是一場公關秀。谷歌在中國內地的市場遠遠追不上龍頭百度,而中國市場業務占谷歌總業務也是微不足道。有趣的是,谷歌打着支持網絡自由的旗幟撤出中國,但谷歌的行動是自彈自唱,其他以網絡自由為綱的美國科技公司,諸如微軟、雅虎并沒有跟隨,而谷歌亦只是以公司名義撤離,不涉及外交層面的問題。於是,討論這宗個別事件的政治意味或商業原因,便變得沒有意思了。

反而,谷歌本身的發展則值得思考。谷歌以搜尋器起家,后來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服務,例如電子郵箱、網誌、網上文書處理,以至網上地圖,的確改變了網絡使用者的生活習慣。這些革命性的服務,借助互聯網的龐大伺服器網絡運作,我們稱之為雲端運算技術。這類雲端運算技術把資料儲存於伺服器,除了減輕用家電腦的儲存量,也允許多位用家同步修改文件。然而,這也令資料更容易遭到盜用,引起另一籃子的網絡安全問題。

雲端技術發展迅速,但我們的政府一如以往追不上進度。多個政府部門泄漏機密文件,反映政府的網絡安全意識不足,未能做好維護資料安全的基本工作。早前花上300萬元教導公務員使用網絡平台,更是貽笑大方。政府活在石器時代,民間也好不了多少,很多市民在交友網站隨意公開個人資料,或者胡亂下載檔案,有的被人網絡欺凌,個人資料慘遭「起底」;有的泄露了密碼、銀行帳戶,招來財物損失。今時今日,網絡危機不只是電腦病毒和木馬程式。換句話說,單靠防毒軟件和防火牆根本不能保護你的個人資料。雲端服務進一步把我們的資料暴露在外,谷歌的行政總裁施密特更曾指出:「若果你認為你做的事不對,就不要在互聯網做」,意思是你在互聯網的行為,其實都會被觀察到,也就是毫無私隱可言。私隱法例往往保障私人地方的物件,試想想,儲存在伺服器的資料到底是在公共空間還是私人空間,若是前者的話,資料又是否受到法例保障?

網絡安全是重要議題,不單威脅個人私隱,而且可以招致商業損失。政府除了要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護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擔當更為積極的角色,幫助企業及市民。筆者建議趁特區政府有意發展認證工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應借勢推出網絡安全認證。這個認證并非給顧客參考,而是給公司內部使用,由認證機構授權科技公司為企業檢查系統安全,并給予評分及改善方案,合格的公司可得到或保持安全認證,未能成功通過檢查的公司則要改善安全水平,直至得到認證為止。此外,政府其實也可以考慮成立網絡安全中心,既可協助中小企解決安全方案,亦可提供資源,減輕中小企科技運用的負擔,例如開發防毒軟件及安全軟件,供沒有能力負擔高昂軟件費用的中小企使用。這些措施不但加強商業機構的安全意識,更為資訊科技人才提供另一條出路。

管制網絡政府有責

January 14, 2010 Leave a comment

(刊於《香港商報》2010年 01月 14日)

回顧2009年網絡熱門搜尋字眼,不難發現某幾個陌生的名字,這些名字不會在主流媒體找到,他們只是凡夫俗子,沒有豐功偉績,亦無犯法。他們之所以成為網民搜尋對象,全因他們被「起底」。

「起底」就是網民利用某些網絡足迹,去跟踪一個人的網絡活動,目的是找出此人的個人資料。去年有兩宗比較轟動的「起底」事件,受害人從網誌到地址,從學校紀錄到買樓紀錄都被公諸於世。事主飽受壓力,曾經想過自殺。

然而,這兩宗「起底」不是唯一案例,類似的網絡欺凌事件說穿了是由網民充當法官,沒有正式的調查便自行「公審」,在網絡世界透過公開個人資 料及謾罵,嚴重傷害其他人。當網絡公審活動開始失控,由虛擬的吹水聊天影響到真實生活,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應否加入若干的社會控制,例如規管互聯網。

內地過去曾多次嘗試在互聯網實行社會控制,例如推行網絡實名制度及要求個人電腦安裝綠壩軟件,均在最后關頭叫停,可見規管互聯網面對巨大壓力。相比之下,香港人對網絡自由更加敏感,因此更多人提倡用教育去減少網絡欺凌。

首先是資訊科技的教育。很多網絡使用者隨意上載個人資料,留下大量網絡腳印,私隱容易外泄。同時,遇到網絡欺凌亦應懂得報警求助;然后是加 強道德教育,讓年輕人明白網絡欺凌的傷害。不過,這些方法都是舊調重彈,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需要保障市民,以免因為虛擬世界的行為影響現實生活。另一方面, 亦需要為社會提供合適的討論空間,讓公民參與變得完善。因此當網絡自由騷擾了他人的時候,違反了「傷害原則」便應被禁止。要協調互聯網活動,必須考慮社會 控制,當然思考方向是如何避免網絡管制被濫用,以及如何讓市民放心。

舉凡重大案件都涉及大量的保密工作,所以香港警隊處理私隱、保密的事務經驗甚豐,要確立妥善的制度去避免網絡遭到濫用,是輕而易舉的。只是 近來執法機構屢屢傳出泄漏內部機密的新聞,也有執法人員不遵循竊聽程序行事的醜聞,令警隊誠信大減。要踏出協調網絡的第一步,警隊應首先在這方面多做功 夫,重新建立誠信。

另一方面,市民必須明白網絡自由的底線和尊重他人的重要。

的確,網絡管制有可能令網絡自由受到規限,但「古惑天王」因非法上載被拘,警隊已明確告訴市民要為網絡行為負責,網絡管制早已存在,亦必須存在,政府不應對網絡置諸不理。當然網民亦應學懂尊重別人,令執法機構不用介入網絡,開辟「小政府,大網絡」的公民世界。

去哥本哈根不如發展社企

December 23, 2009 1 comment

(刊於《香港商報》2009年12月23日)

雖然大家都明白領導人去哥本哈根,是代表解決氣候危機的決心,但筆者認為特首曾蔭權沒有出席會議,只派邱騰華局長分享香港的環保心得,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即使特首前往丹麥,香港以至世界也是沒有什麼得益。

環保議題之所以越來越受重視,是因為近年氣候變化無常,香港12月仍會發現蚊子、杜鵑花在聖誕節前盛放,更弔詭的是金融海嘯後,國際投資經 紀開始想像碳交易成為另一種衍生工具,企圖讓環保概念踏著從前科網概念的足跡。各界都開始關注這個切身議題,但虛情假意,只一心從中獲利。

環保問題一向只是影響將來的事,所以從來得不到政府和市場的重視,今天很多第三部門關注環保議題,其實是認為現在是政府、市場、公民社會攜手合作的 時代,而公民社會亦被視為解決市場失靈的丹藥。想想如何利用香港發展不俗的公民社會,去支援本土綠色社企,或許比特首去丹麥說兩句英語更加實際。

不少社企早已開始服務社群,其中有幾間綠色社企,培訓弱勢社群成為綠化環境的人才,推廣環保生活、有機飲食,以至綠色家居。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其實已能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讓他們自力更生,不但開展了環保工作,從中也已建立了社會資本。

香港不少社企都是由非政府組織或非牟利組織發起,申請不同基金或尋求商業機構贊助。若果能夠借助一些已順利運作的商業機構,提供資源去開辦 社企分支,便可更靈活地運用現有資源。具體說明這個想法,就是讓商業機構賺取盈利,然後作為社企部分的資源,既可貢獻社會,亦可建立品牌形象。

即使商業機構不把社企概念納入業務範圍,也可把社企提倡的社會信念加以利用,而綠色概念則相當容易和商業機構結合,例如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有一所環保飯店,在每一間房間都實施垃圾分類,並放棄使用無法回收的金屬,使用智慧系統調節無人入住的房間溫度。這間只提供有機咖啡的飯店,在5年內節省 了200萬歐元的營運成本,在拯救環境之餘,股東的得益反而更大。

綠色社企把環保和弱勢社群結合起來,固然是值得大力推導,但集中談論環保問題的話,社企只是利用當下條件去紓緩暖化問題,單靠社企去推廣節 能和綠色產品並不足夠。最理想的情況,是企業願意把節能所節省的金錢回饋社會,例如投資發展綠色新技術,提高能源效益,降低氣體排放。市民更要身體力行, 真正投入綠色生活,在生活中減少浪費。政府亦應與社企研究一套認證標準,讓市民放心支持合格社企。這種社會、政府、商業機構三方面的合作,是新時代的社會 發展方向。

當然,當下香港的綠色社企仍未受到重視,而社會就擴建堆填區和興建焚化爐爭論不休,固體廢物依舊無從處理。政府應該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包括研究收取固體廢物處理費的細節,還有說服、安撫受擴建堆填區影響的居民,而不是天馬行空,在沒有嚴謹研究下急急出臺政策,釀成笑話。

作者為Roundtable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