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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時間,東鐵班次應該更密

September 21, 2010 Leave a comment

早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府已把鐵路列為主要運輸系統,更於1994年及2000年發表兩份鐵路發展策略,當時已把多條港島線、穿梭沙田以至各區的鐵路藍圖敲定發展,包括已建成的馬鐵線、將軍澳支線,還是討論多年的沙中線第四條過海鐵路等。快速、大量載客、使用清潔能源是鐵路的優點,而香港兩條鐵路也一直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平,但是否近乎壟斷的社會格局,令管理層鬆懈,使故障發生越來越密,服務也越來越差?

自兩鐵合併後,鐵路故障越來越多是不爭事實,我家住新界,今年年頭的班次延誤之多,是令人無法忍受。無論是訊號故障,還是有人誤闖路軌,也可歸咎於管理不善,以至檢查維修做得不好。另外在東鐵月台加建幕門討論多年,亦未見解決所謂技術困難的方法,似乎是鐵路公司有欠積極。當時便有議員批評,政府對鐵路公司頻頻犯錯視若無睹,除了要求提交報告和象徵式保證以後不再發生(但會以另一個全新的理由去解釋下次的錯誤),既無警告亦無罰款,對市民用家來說極不公平。另一邊廂,鐵路公司卻每天得益於壟斷式的經營優勢,加上鐵路沿線物業享受高地價政策成果,坐擁巨額利潤,根本沒有藉口提供如此粗疏的服務。

以用家身份來說,港鐵在近幾個月的繁忙時間確實沒有嚴重故障,可是在控制乘客量方面,卻不能說得上合格。我想說的是下班時間的九龍塘月台,觀察時間大約為傍晚六時到七時半,我沒有做過嚴謹的調查研究,但從每天的觀察而言,月台幾乎是長時間擠滿乘客的,而往羅湖或落馬洲方向的列車班次是3至4分鐘一班。這個數字沒有官方數據支持,但官方資料顯示,早上繁忙時間東鐵班次也是每3.5分鐘一班,每小時客流量約為六萬四千人,有理由相信黃昏的觀察站得住腳,情況亦是相近。於是我們不禁要問,可否加密班次至2分鐘或3分鐘一班?

我本來想電郵詢問鐵路公司,可惜官方網站竟然沒有聯絡的電郵地址。不過,我想除非鐵路公司因為壟斷而不怕乘客流失,又不介意前線員工每天充當乘客出氣袋,否則應該有切實考慮過加密班次的可能性。保留3至4分鐘一班車,相信是不是由於成本,便是技術問題。如前所述,鐵路公司的巨額盈利令我難以接受問題出於成本,如果那是技術因素,為甚麼在我們等得如熱窩螞蟻之時,對面往紅磡方向的列車竟然是1分鐘一班?而且對面月台是空無一人?

旺角東站和大圍站都是兩面月台,我不知道大圍車廠是否可以調動列車直達九龍塘站,若果往紅磡方向班次極密是為了提供更多往羅湖方向的列車(在紅磡站倒頭駛回羅湖),那麼為何不能在五時開始做,而要在人潮形成的六時多才做?

相比之下,地鐵的班次比東鐵密得多,參考早上繁忙時間的資料,荃灣線列車是每2.1分鐘一班,相信觀塘線列車班次亦不相伯仲,縱使地鐵車廂容納人數比東鐵車廂少(只有二萬五千人),但九龍塘亦確實承受著約1.5班地鐵衍生出的乘客數字,當然,並非整架列車的乘客也轉乘東鐵,但也有其他市民從巴士或其他途徑轉乘。因此,從鐵路公司需要偶然要實施人潮管制(於大堂堵截往月台的人流),便可斷定港鐵確實需要加密列車班次,或找出相應措施。

要求任何時段也有頻密班次,繁忙時間完全不用等車是不理性的,但就目前觀察而言,鐵路公司可以改善其服務是無庸置疑,需知道火車月台既沒有冷氣,又沒有幕門,在三十多度的夏天,或橫風橫雨的時候,市民心情會更加煩躁,發生意外或衝突的機會亦相對增加。避免發生不愉快事件,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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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錢解不了仇富結

September 15, 2010 Leave a comment

(文章刊於九月份《滬港經濟雜誌》,下文乃原文版本。)

中國人有句說話:「發財立品。」就是說一個人賺錢也要兼顧品德,不能巧取豪奪,由此延伸開去,這個人在飛黃騰達之時,更應該建立自己的形象,甚至用自己的財產回饋社會。簡而言之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這正正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經常掛在口唇邊的說話。這位手握千億港幣資產的潮州商人,多年來一直熱心公益,在過去三十年透過名下基金會捐出超過一百億。在遙遠的美國,世界首富蓋茨及股神巴菲特發起的財產捐贈計劃,呼籲富商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後,捐贈一半或以上的財產,二人得到不少富豪的響應。的而且確,今天的富商對慈善事業十分慷慨,但他們是否真的可以建立良好形象,甚至成為社會模範?這個算盤在香港便打不響了。

儘管過去三十年來,李氏一直不遺餘力地捐款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提起他的名字,香港人絕少會聯想到慈善家的身份;相反,人們只會想到李氏投資遍佈香港,然後便是五花八門的挪揄,例如香港人發明「李氏力場論」,嘲諷李嘉誠的財力大得足以影響天氣,能夠產生力場讓颱風在股票市場交易時間不會吹襲香港。過去亦有媒體製作短片,指香港人的生活難以和李嘉誠脫離關係,從房地產到電訊服務,以至百貨零售,李氏業務在當中也佔有相當份量,市民甚至由此衍生出「香港人一生都為李嘉誠打工」的說法。因此,說李嘉誠在香港市民的形象,怎樣也說不上是好。李氏的賺錢能力及奮鬥經驗的確為人稱頌,所以他有「李超人」的綽號,但過去鮮有香港人會用慈善家去形容他。香港社會近年更彌漫著一片仇富心態,即使李嘉誠日前承諾未來十年將會再捐一百億以上,也似乎難以扭轉市民對富商的壞印象。

回想七十年代,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才剛崛起,香港人一起高唱《獅子山下》,堅強面對生活的逆境,深信成功由手創造。那時候香港經濟起飛、福利政策越見完善,社會並沒有所謂的仇富心理,富有的人更是父母教導子女時的榜樣,何以在回歸後十三年,香港人會對富有的人恨之入骨?

流走了的黃金歲月 向下滾動的東方之珠

其實這些仇富心態來自香港社會流動性不斷降低,從當年遍地黃金的神話年代,走到今天「M型下流」、貧富懸殊的景況。香港的堅尼系數在已發展地區之中最高,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多達百多萬。普遍勞動階層的薪資追不上通漲幅度,但在經濟低迷時卻同樣遭受減薪待遇。企業即使錄到巨額盈餘仍然不調節員工薪金至合理水平,以至民怨沸騰。

今年香港書展熱賣的書籍《地產霸權》,由前地產商高層潘慧嫻撰寫,揭開香港大地產商的陰暗商業手段,直指其經營手法巧取豪奪,聯手控制樓宇供應,以至樓價不斷上升。那邊廂,他們連自然環境也不放過。商人魯連城購買位於香港西貢大浪西灣的地皮,聲稱興建有機農場,大興土木削去無價的自然植被,引起香港人嚴重不滿。大浪西灣有「香港馬爾代夫」之稱,那兒水清見底、鳥語花香,是石屎森林難得的世外桃源。事件被揭發工程非法霸佔官地、政府監管不力等問題,時值最低工資立法辯論的火熱時刻,於是進一步深化香港貧富階層的深層次矛盾。

以地產商為首,香港財閥基本上壟斷了香港各行各業,活在這個過往一直是自由市場實驗室的國際城市,香港人已習以為常。然而,富有階層在市場以外彷彿同樣得到庇佑。法官權貴的親戚襲罪獲以輕罪名起訴,縱使已有三次襲警紀錄,最終只判感化了事。這件案件卻又是相當古怪,例如被告人犯案當天先後襲擊一名交通警及女警,事後檢控官與被告人協議撤銷襲擊女警的控罪,以換取被告承認另外三條較輕的罪名,是被告不需坐牢的關鍵。此案雖然並無證據顯示輕判和被告人的權貴親戚有關,但已嚴重削弱香港市民對「司法獨立」這核心價值的信任。

從市場到法庭,由商業社會到大自然,富商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且對市民的生活構成巨大影響,從過往的「工作一輩子換來安樂窩」變成今天的「奮鬥一生仍取不到半片瓦遮頭」。在自詡為國際大都會的地方,連生活最基本的住屋問題也不能保障,香港人哪有不感到憤慨的理由?

即使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已足以解釋香港人為何對富商越見憎恨;同時,政府政策經常傾斜資本家,也讓市民深惡痛絕。前新華社社長魯平曾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承認九七回歸時為了穩住香港的資本家,在不少政策上都先考慮他們的利益。事過景遷,今天政府仍有數之不盡的決策,顯然以富有階層的利益考量,部份原因當然是這些商人在政治面向也有強大影響力,例如特首選委會大部份的選委就是商界中人。種種原因促成了香港人的仇富心理,而這對社會發展顯然是不健康的,因此李嘉誠宣佈未來十年會繼續捐款的計劃,亦希望藉此作為社會動力,減輕貧富階層的磨擦。市民的怨氣會否因此而降低,富商取之於民然後用諸於民,又是否有效?這裡將會是個有趣的思考點。

為何富商感動不了我?

「人生在世,能夠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時候,對社會有所貢獻,同時為無助的人尋求及建立較好的生活,我會感到很有意義,並視此為終生不渝的職志。」這句說話是李嘉誠基金會網站簡介的引文。過去三十年來,李嘉誠亦確實秉承這個理想不遺餘力地支持醫療和教育事業。

富商透過捐獻貢獻社會,其實是香港穩定發展一個重要因素。一直以來,他們出資興建了大量學校和醫療設備,為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提供良好的硬件,同時贊助機構的營運資金。於是政府投放的資源便可以更具彈性,集中在社會福利層面,以津貼形式減低市民生活負擔,例如書簿津貼和學費減免、公營醫療收費折扣、俗稱為「生果金」的老人福利。李嘉誠、蒙民偉、邵逸夫、田家炳等慈善家確實居功不少,我們在香港很多大學、醫院也會見到以他們命名的校舍和部門,如果我們想像一下他們把金錢捐去別的地方,實行簡單低稅制的香港即使有千億外匯儲備,著實也未必能夠應付七百萬人的福利需求。

可是,香港人習慣功利主義,老早認定了富商捐錢是為了揚名聲、建立形象,而捐出的款項也是「賺一萬元捐十塊錢」。每年多個的籌款活動,無論歌者是否入流、表演是否精彩,那些富有的總理總是數十萬地捐出來。觀眾早已對支票移交麻木,也把富商捐款視為理所當然,壓根兒不會考慮富商行善也有他的理想。李嘉誠基金會過去捐出的一百多億元,有三十三億由汕頭大學接收,扣除贊助其他國家的捐款,真正用之香港社會的金錢著實不是天文數字,何況即使李嘉誠承諾再捐三百億,也感動不了「每秒幾百萬上落」的香港人。不過,把思維轉換一下,若果富商把捐給香港的金錢都捐回內地,對他們來說其實沒甚影響,甚至可以幫到更多的人、立更大的名聲,對他們的內地業務也有極大幫助,但對香港來說便是難以想像的局面。因此,富商慷慨捐輸是必須得到肯定。

遺憾地,香港人就算肯定資本家的慈善理想,也會繼續仇富。畢竟富商行善與否,是他們自己的事,無關仇富的問題核心。實情是老闆在盈利節節上升的同時,大幅削減公司資源、剋扣員工的薪金,然後又慷慨向慈善機構捐輸,員工會否不痛恨老闆?所以說,要解決香港的仇富心理,理當由根本著手,既然是取之社會、用之有道,便應該貫徹始終。資本家應該首先拋開金錢萬能的既有邏輯,忘記資本霸權。市民其實不需要富商行善,只需他們少賺一點,不把樓價推至與天比高,或者透過其影響力支持民生政策,好像支持最低工資定於合理的水平、支持政府推出置業資助計劃等。因為面對當前窘境,無論是剛進社會的八十後青年,還是打滾半生仍未尋覓蝸居的中年人,也感到相當無助。既然李嘉誠那個矢志不渝的職志是幫助社會無助的人得到更加好的生活,那麼,超人應該運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香港弱勢市民,才是他當行的使命,也是最能醫治仇富心態的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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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審判香港的科學教育

April 21, 2010 Leave a comment

「一個科學家研究原子核能的實際用途,是否需要負上道德責任?」這個問題是《哥本哈根》的故事核心,而玻爾和海辛堡的神秘會面確實不止是一件物理事件,這個獲得東尼獎最佳劇本的故事,是科學和現實相撞的一次重要想像,亦是給香港觀眾一個全新的體驗,因為香港從來不著重科學史,於是乎令大眾往往有「科學與我何干?」的疑問。

二十世紀初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開墾著量子力學的麥田,但英雄總是生於亂世,當量子力學的基礎大致奠定,戰爭亦隨之來臨。《哥本哈根》記載的故事是1941年兩位物理巨人的會面,背景大概是這樣:丹麥物理學家玻爾是原子物理之父,也是德國人海辛堡的老師。德軍攻陷丹麥後,政治原因令玻爾和海辛堡情同父子的師徒關係變得尷尬,但海辛堡仍排除萬難,安排和玻爾見面。這次的見面十分短暫,但卻引來世界的關注,因為當年一直傳聞海辛堡為希特拉製造原子彈,而原子彈的原理和玻爾的理論有密切關係。然而,這次的會面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甚至連當事人也這件事有不同的講法,到底海辛堡是為德國當說客,還是要刺探同盟國的軍情;是簡單的師徒相聚,抑或有其他政治目的?一切到現在亦沒有答案,而《哥本哈根》則企圖用超現實的想像來解開這重要的歷史迷團。

雖然這迷團是關於一個晚上的短聚,但當中的歷史矛盾、科學背景,牽涉到數十年的江湖恩怨,要在三個多小時把來龍去脈弄清楚,然後企圖歸結一個「結局」,當中有相當大的野心,亦是極嚴峻的挑戰。事實上,觀眾需要對量子力學有基本認識,方能明白劇本的匠心獨運,遺憾的也許是文本比較艱深,觀眾需要時間去消化內容,演員的速度卻快如閃電,這雖然充份顯示了科學家在談論理論時的雀躍和興奮,但對觀眾來說,是不友善的安排。儘管場刊導讀印有幾個重要理論的解釋,量子力學畢竟是物理系二年級的課程,單是海辛堡和玻爾的理論,已是價值三個學分的課程,豈是觀眾憑短短幾千字的描述可以弄清?然而,整個劇本正是應用了海辛堡的測不準理論,於是觀眾必須硬著頭皮嘗試理解,而演員也要挖空心思去平衡戲劇的流暢度與觀眾理解內容的速度。

舞台上的窘態正指出了推廣科學的困難,間接使科學故事變成歷史秘聞。大家都聽過牛頓在樹下被蘋果擊中,以及伽里略在比薩斜塔的實驗,其餘的就似甚麼都沒有發生,可是這些鮮為人知的事蹟正是學習科學的鑰匙。正如《哥本哈根》的故事,其實涉及了科學與政治、道德的關係,也探討了科學家自以為遺世獨立的想法。這也是《哥本哈根》在香港的另一個意義:啟發教育工作者對物理教學的看法。

香港過去的中學物理教育,分成力學、波動學、電磁學等單元教授,學習的階梯是以方程式為主,練習題為副。學生學習了牛頓三條力學定律後,過了兩三年才知道微積分也是他的傑作,但其實牛頓是先完成微積分的偉業,經過在光學的奮鬥,才開展在力學的傳奇。學生不會知道事情發生的次序,更不會知道牛頓是個終生不娶的教徒。

這種教學方法有甚麼問題?一來學生看到漫天數學符號已頭昏腦漲,根本看不到物理學的美妙;二來弄不清楚科學家發展學術的過程,便不能感受理論環環相扣的重要。筆者在大學修讀量子力學,是從物理學史開始教授。先從湯姆遜發現電子,到拉塞福研究粒子的行為,才有玻爾的原子模型、海辛堡的測不準定律,還有哥本哈根學派的豐功偉業。唯有跟隨學派發展,每個理論才會變得有意義。科學家因為宗教、戰爭、天災而東奔西走,見證了科學一直和塵世接觸,牛頓時代的科學是要證明上帝創造了完美的世界,人的存在變得無關重要;現代物理卻以人的測量為重心,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價值。《哥本哈根》亦有指出這個看法,而筆者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察,也是解答「科學與我何干?」的重要線索。從來教延、軍方、獨裁者也重視科學對世人的影響,科學家在研究學術理論的同時,往往承受各種壓力,哥伯尼提出日心說而被燒死、海辛堡因政治任命而遺臭萬年,他們永遠有著繼承者,也許今天地球某個角落,有科學家因為複製人技術或隱形科技而正在承受巨大的壓力和良心的審判。

雖然現代物理的歷史實在太過緊湊,相比之下古典物理學的確大為遜色,但這不代表古典物理學的故事不能整理。或許過去中學教育受限於課程編排,或辦學團體的宗教背景,未能把科學家的理論和想法詳細闡明。當然,筆者明白順著理論發展而學習,需要考慮理論程度是否合乎學生能力(例如微積分對初中生確實太難),但其實很多理論是和物理現象同時出現,引介了物理現象和科學家初步的想法,最少可以向學生灌輸正確的物理概念,也減少出現「這些考試不會出現,你們不用理會」這類可悲的校園奇景。筆者認為新高中的通識課程應該朝著這個方向,例如在「能量科技與環境」一單元中,可以從地球形成說起,為甚麼地球可以孕育生命?關於能量,科學家又有甚麼驚心動魄的故事?

所以說官員都應該看《哥本哈根》,因為它告訴我們的,科學不單可以和道德哲學有關,也處處散發出可貴的人文關懷,而這正是我們希望學生得到的價值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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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時代小心網絡安全

April 1, 2010 Leave a comment

(刊於《香港商報》2010年 04月 01日)

搜尋引擎巨頭谷歌宣布撤離中國內地,顯然是一場公關秀。谷歌在中國內地的市場遠遠追不上龍頭百度,而中國市場業務占谷歌總業務也是微不足道。有趣的是,谷歌打着支持網絡自由的旗幟撤出中國,但谷歌的行動是自彈自唱,其他以網絡自由為綱的美國科技公司,諸如微軟、雅虎并沒有跟隨,而谷歌亦只是以公司名義撤離,不涉及外交層面的問題。於是,討論這宗個別事件的政治意味或商業原因,便變得沒有意思了。

反而,谷歌本身的發展則值得思考。谷歌以搜尋器起家,后來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服務,例如電子郵箱、網誌、網上文書處理,以至網上地圖,的確改變了網絡使用者的生活習慣。這些革命性的服務,借助互聯網的龐大伺服器網絡運作,我們稱之為雲端運算技術。這類雲端運算技術把資料儲存於伺服器,除了減輕用家電腦的儲存量,也允許多位用家同步修改文件。然而,這也令資料更容易遭到盜用,引起另一籃子的網絡安全問題。

雲端技術發展迅速,但我們的政府一如以往追不上進度。多個政府部門泄漏機密文件,反映政府的網絡安全意識不足,未能做好維護資料安全的基本工作。早前花上300萬元教導公務員使用網絡平台,更是貽笑大方。政府活在石器時代,民間也好不了多少,很多市民在交友網站隨意公開個人資料,或者胡亂下載檔案,有的被人網絡欺凌,個人資料慘遭「起底」;有的泄露了密碼、銀行帳戶,招來財物損失。今時今日,網絡危機不只是電腦病毒和木馬程式。換句話說,單靠防毒軟件和防火牆根本不能保護你的個人資料。雲端服務進一步把我們的資料暴露在外,谷歌的行政總裁施密特更曾指出:「若果你認為你做的事不對,就不要在互聯網做」,意思是你在互聯網的行為,其實都會被觀察到,也就是毫無私隱可言。私隱法例往往保障私人地方的物件,試想想,儲存在伺服器的資料到底是在公共空間還是私人空間,若是前者的話,資料又是否受到法例保障?

網絡安全是重要議題,不單威脅個人私隱,而且可以招致商業損失。政府除了要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護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擔當更為積極的角色,幫助企業及市民。筆者建議趁特區政府有意發展認證工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應借勢推出網絡安全認證。這個認證并非給顧客參考,而是給公司內部使用,由認證機構授權科技公司為企業檢查系統安全,并給予評分及改善方案,合格的公司可得到或保持安全認證,未能成功通過檢查的公司則要改善安全水平,直至得到認證為止。此外,政府其實也可以考慮成立網絡安全中心,既可協助中小企解決安全方案,亦可提供資源,減輕中小企科技運用的負擔,例如開發防毒軟件及安全軟件,供沒有能力負擔高昂軟件費用的中小企使用。這些措施不但加強商業機構的安全意識,更為資訊科技人才提供另一條出路。

電玩遊戲 商機無限

March 23, 2010 Leave a comment

傳說祖父輩的祖父母是玩投壺和蹴鞠長大的,他們想必不能想像甚麼是公仔紙和搖搖。即使是三十年前,也沒有人想過孩童的娛樂可以是架着跑車在山路飄移,或者拿着網球拍在公仔箱前躍動。如果說資訊科技發展是一日 千里,遊戲世界必定是跑得最前,而今天的八十後正正見證了這大千世界的花果綻放。

典型機迷Terry從傳統遊戲機玩到體感遊戲,十多年來一路見證着遊戲質素的進步,「作為一個機迷,由最初拿着黑白畫面的遊戲機,到今天打機是整個身體互相配合,能夠看到遊戲技術的成長,其實相當高興。」真實畫面配合體感動作,構成疑幻疑真的虛擬世界,加上網絡連接,可以瞬息之間與全球通訊,着實令人嘆為觀止。

遊戲機中心:從傳統到現代
回想八十年代,電子遊戲初登陸香港,到機舖打機成為摩登時尚。但隨着資訊科技發展和普及,網上平台和體感遊戲機漸漸取代了機舖的功能。這類一直供應歡笑的天堂,今天是否走向夕陽?「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入一元硬幣去玩飛機打蜜蜂,機舖主力遊戲要做到家庭遊戲機不能做的效果,例如大型賽車遊戲和巨型畫面的跑馬機。」機舖老闆Alex不斷投資作硬件轉型。不過即使如此,機舖的客人也轉型為中年人士。

「我們可以在家唱K,但可能會騷擾家人。網吧有點類似Karaoke,比在家打機限制少,但遊戲和服務都有較多的選擇。」網吧老闆Patrick指出,網絡遊戲大多講求團隊精神,玩家之間的緊密溝通是致勝之道。網吧正可以提供空間讓玩家聚集,方便交流。因此,這類一直是傳統機舖競爭對手的新時代機舖愈開愈多,甚至可以用特許經營方式開枝散葉。

網絡遊戲投資鉅大
從前我們到機舖打機,模式是「一蚊跟機」,固然有很多人集中火力慢慢鍛煉,最後成為一蚊爆機的大師。但是同款式的遊戲機往往只得幾部,即使連線比賽也只能容納幾個玩家,但互聯網可以透過世界各地的伺服器,聯成一個龐大的玩家網絡,同時容納過千、甚至過萬的玩家。

正是市場如此龐大,遊戲公司才會在遊戲設計及畫面特效投放大量金錢。然而製作一隻炙手可熱的遊戲,並不只是金錢這樣簡單。遊戲監製阿濤指出,編寫遊戲之前的資料搜集極為重要。製作人員首先要投入遊戲的世界,才可以在每一個細節力臻完美。

把受歡迎的小說,例如內地最成功的網絡遊戲《天龍八部》,或漫畫改編的遊戲,在商業角度是風險低的投資。GameOne總裁施仁毅表示,一個遊戲差不多要投資一百萬美金以上,所以全新的創作風險太大,而現正是整合版權創作概念的初嘗試。

本地遊戲工業大有可為
虛擬世界有無限可能,香港的遊戲市場一直是商機無限。至於本地的遊戲工業其實一點也不遜色,打機最重要是手掣,現時動作感應遊戲機wii很受年輕人歡迎,但其實香港的研發者老早便留意到這個商機。除了硬件上的敏銳觸覺,香港人的創意也在技術應用的層面發揮至極致。Lenovation公司兩年前引入了原是外國軍事尖端科技的Augmented Reality(增強現實)技術,把真實圖像與虛擬影像結合,帶來更豐富的遊戲體驗。

在互聯網未普及之前,我們想像不到拿着手提電話也可以打機、聆聽音樂,甚至觀看電影。在可移動的電子時代,彷彿真的沒有不可能的事。

撰文:何子豪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E+新國度》第二集「電玩.無限玩」, 3月24日(星期三),晚上7時,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tv.rthk.org.hk視像直播及提供重温。

這一票,無論如何也要投

January 22, 2010 Leave a comment
請緊記,投票不只是公民的責任,更是公民的權利和權力。還記得那天一班人圍著立法會,反對那個充滿問題的高鐵議案,甚至連投贊成票的議員也建議政府押後表決,認為政府強行上馬,對護航的議員不公平,但政府回應仍然冷淡。場外熾熱苦行,場內激烈質詢,政府卻一如以往發動媒體機器,用衝動、激進定義「八十後」,借世代論迴避議案本身的問題,然後說反對的市民只佔少數(反對建高鐵的是少數,很多是反對政府的方案,而有更多的人是沒有意見的沉默大多數),並堅持通過撥款後,才詳細研究改善方案。

於是,市民再一次踏入「政改惡循環」,明知高鐵是有必要興建,但方案內容卻不能接受,本身是不太同意反對人士的行動,也不認同議員的政治手段,而政府一副「過海變神仙」的態度,令我們十分心害,眼見時間不斷流逝,一切一切變得更加無奈。

再次投入惡性循環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當不滿政府的政策,便應該透過任何途徑表達。大家遊行示威、通過投票和寫信給官員去表態。因此,我們聽過蘇守忠的故事、經歷了零三七一和往後的社運抗爭,這些故事很多也失敗收場,政府亦往往把遊行人數打折,甚至無視反對聲音。然而我們應該珍惜反對的機會,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訴求未必獲得肯定,但施政者日後也會意識到民意的反抗。

我們在高鐵事件希望議員否決動議、要政府公開資料、確切諮詢;我們質疑泛民的五區總辭意義何在;或許你認為反對者行動激進,不認同他們的社會運動,甚至抱怨他們與警方對峙,引起交通不便。不過,若果你有一絲不滿政府的態度,有一點不明白為何政府的方案有這麼多的漏洞(連日輿論太多,不贅),我們又可以、應該做些甚麼?

我們唯有支持五區總辭,在補選中投票。

不投票,成就更無賴的解讀
儘管你未必同意五區總辭的想法,不喜歡泛民解讀五區總辭的方式,但如果不投票,我們就是成就了政府那個更無賴的政治解讀。是的,中央表態公投是違反基本法,投票並沒有任何獲承認的政治意義,但今天我們看到一個迴避市民的政府,我們不是要政府為每一個反對意見妥協,而是正面解釋政策不清楚的地方,確保公幤得到善用。於是,我們唯有投票,就好像明知高鐵方案會獲通過仍要反抗,明知政府會把遊行人數報細,仍然上街遊行。

因為投票是最溫和文明的手法,去告訴這個政府「我不滿你」。只有不能作假的票數可以讓政府不可為民意打折,只有投票可以用數字去警告政府,甚至與中央「溝通」,因為這是我們權力,也是很多內地人民夢寐以求的民主力量。

擁抱對話的梁家傑

December 27, 2009 Leave a comment

(刊於內地雜誌《領導者》2009年12月總第31期)

甫進入梁的辦公室,吸引眼球的不是寬敞空間、整齊擺設,而是兩幀照片。第一幀照片有兩個男孩子,快樂地望著鏡頭;旁邊是一張選舉宣傳硬照,他的眼神滿懷希望,剛巧看著男孩子的方向。梁家傑沒有刻意談及他的兩個兒子,但相片的微笑和祝福,始終給我一個印象,他是一個樂於溝通的人。

民主洗禮

零七年參選行政長官選舉,梁家傑開始廣為人識。「北京找曾蔭權當特首,是因為他對公務員系統、架構有認識,行政便不會出錯,但事與願違。」兩年多了,他始終認為曾蔭權表現欠佳,做了四十多年公務員,處理簡單事務如徵收外傭稅和在泰國動亂時安排包機,接送濟留的香港人,也處處碰壁,顯示了制度有問題;在立法會失言,是因為沒有經過民主選舉的洗禮。

「如果根據那天的時序,他是被惹怒,沉不住氣才說這樣的話,才會亂來失了分寸。相比之下,民選議員如我,被人責鬧司空見慣,不會在意。」聽聞從前的梁家傑有點高傲,但他和記者通電郵的時候,下款是「家傑」,若果傳聞屬實,大概是選舉把他改變了。經歷了兩屆的立法會選舉,和一次的特首選舉,他這樣評價香港的選舉制度。「產生特區領導人制度,令這些掌權者沒有需要,也不能真正掌握民情。」

掌握民情,是議員最基本的工作。「我昨天在樂富接觸街坊,五小時見了很多人,有家庭主婦、下班市民,也有一些老街坊。言談之間可以輕易感受,即使經濟如何繁榮,也不能藉此把六四的處理手法說成合理。無論是麗晶花園還是樂富的居民,也不會同意。」不管是政治家還是政客,都要提出願景、想和香港人擁抱的理想,才得到市民支持;要繼續得到支持,就要努力實踐這些願景。不需要提出願景和理想,自然不需要去問責。

「我和幾個年輕人到牛頭角下村研究,訪問居民。他們都說政府不知如何整合茶餐廳和文化博物館,不懂規劃,對政府來說,是很大的諷刺。」梁認為曾蔭權從前接受的官僚訓練,是上司畫框架,由他去執行,所以操作很成功。現在不懂如何去規劃,即使畫了出來,也害怕做不到要負責任。從前由港督和殖民地秘書處去定下框架,思維早已局限,做到最好便可以。「現在搞文化產業,他不懂畫框,只有白紙一張,所以不懂執行。」

「以西九龍文化藝術區為例,胡恩威罵得最淋漓盡致,指朱曼玲獨攬大權,不和業界溝通。」沒有遠景和理想去帶動,要搞起文化創意產業很難,因為未見成績已經下台,不容易得到分數。官員向市民問責,就要放下身段,不能再自詡精英。一副高高在上的心態而不虛心受教,只會錯把牛頭角順嫂的意見當成垃圾。

「如果領導人由一人一票選出來,便要透過政黨這類地域網絡收集民意,經過黨內洗煉和角力,商議出適當政策。雖然它也會有問題,你看陳水扁、泰國便知道。但是你有一個機制請他下台。英國和日本就是好例子。」奧巴馬最近委任的駐華大使,是共和黨黨員。美國的制度讓他可以有廣闊胸襟。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最後也要玩「政治授權來自人民」的遊戲,例如奧巴馬要搞創意產業和綠色經濟,最終都要向市民負責。於是大家都受同一個問責制度規範,這樣的機制容許他有自信委任共和黨黨員。「這是香港的死結,不解決便不能盡攬人才。」

三百四十萬聽命於二十萬

「香港委任公職是另一回事,委任者和被委任者的心態影響深遠。」李鵬飛說從前是委任者要打鞠作揖,差點要鞠躬;現在是被委任的人鞠躬,行禮如儀。過往的官員需要人幫忙,否則便完成不到工作;現在所有政令由上而下,官員做橡皮圖章去配合即可,公職委任變相成為政治酬庸。因此高官不再鞠躬了。「當整個制度服膺於不需問責的官員手中,只會進入惡性循環,越搞越糟。」

魯平接受有線電視回歸十周年特輯訪問,指出北京對香港回歸的言判,是穩住商界萬事俱佳,政策向商界傾斜,給予他們最大的話事權。無論是立法會結構,或是選舉委員會界別功能的分組,投票機制都忽略了中產和基層。香港浸會大學的米高.戴果爾(Michael DeGolyer)幾年前分析指,商界操縱立法會約百分之六十五,選舉委員會比例相同。

「立法會分組點票造成多數服從少數,三百四十萬人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聽命於少於二十萬人的功能組別。要改變現況,先從功能組別著手。」香港的勞工假期比公眾假期少五日,過去曾有議案動議增加勞工假期,得到四十九張贊成票、零張反對票,其餘議員棄權。但是由於功能組別議席的贊成票不過半數,最後議案不獲通過。所以處理功能組別是重要的,我們姑且相信北京讓香港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那麼如何在往後兩次選舉,完全取締功能組別?」

「我告訴曾蔭權,他公開指民主派和建制派『大纜都扯唔埋』,這個邏輯值得大大商榷。你得到北京信任,才做到這個位置,所以應該居中斡旋,遊走各個組群之間,拉攏不同利益群體,但現在是諮詢又壓後了。」特首做不到團體之間的橋樑,被定性為反對派的議員更困難。多年前梁家傑和喬曉陽見面,提到只有中南海諸公表態,香港商界才會明白免費政治午餐終有吃完的一天,然後那條大纜才會「扯得埋」。「可惜張曉明、李飛仍說功能組別未必一定與ICCPR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25條有衝突,那如何開展對話呢?若果享受免費午餐者仍有奢望,2020可以得以保留。或者認為英國人的設計原來只是一個過渡安排的話,他們根本不會討論廢除功能組別,這個重要關節一定要打通。」

擁抱溝通

要打通便要對話。「我自己一直擁抱對話,奈何現在很難。」自從鄒哲開離開中聯辦,接任的黎桂康沒有接見過梁家傑,特首選舉後梁家傑寄贈《袋巾背後》,也沒有收到半封多謝信。「其實,鄒哲開也是七一遊行後見了我三次,每次都是我獨白。例如要我分析為何七一這麼多人上街,然後我便獨白約二十至三十分鐘,旁邊有兩個年輕人不斷抄筆記,鄒先生說他們把我的話都紀錄了,會呈上北京。我唯有回應一句好。」

梁家傑不只尋求中聯辦對話。在特首選舉期間,他積極與商界人士討論,讓他們瞭解公民黨及他本人對於市場經濟、福利政策、教育、民生等議題的看法。現在他仍然保持著這些網路。「奈何如果北京和特首無心啟動改革,商界這班現時已呼風喚雨的人,沒有理由自己啟動改變機制,始終一動不如一靜。」不過,梁家傑也不是完全悲觀,即使政府不願意啟動,他也會在有限空間操作。縱使商界算是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但當中也有一些開始不滿,尤其是地產商發覺香港路路不通,簡單如更改圖積,也因為害怕有麻煩而要層層上呈,所以林鄭月娥才要搞發展機會委員會。

面對改變

確立普選制度看似荊棘滿途,落實普選日期更似遙遙無期,梁家傑看著香港的民主狀況不斷落後,被其他地方趕上,深感痛心。「但奈何掌權人始終有他們的考慮,當中包括自私的考慮,不想面對改變。現在中央開了出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會,我們唯有相信。若果再推遲,就真的很不對勁。到底要香港落後到甚麼程度?」零九年三月,黎桂康發表關於港區政協委員未來扮演的十點角色,包括推薦人才給港府作公職委任、讓港府推薦人才出任全國或省級政協,以及向港府建言獻策等,中聯辦曹二寶後來高調撰文,否認黎桂康的「十點協議」,梁家傑直言十分擔心。

「現在他們根本無視《基本法》22條,內地省市黨政部門,都不能干擾香港內部事務。練乙錚回應政制不干涉,卻可以用黨的機器干涉。儘管這應該只是嬉笑怒罵,但我真的啞口無言。試想想,如果九七年前你這樣說話,不知道有多少人早已走了,沒有可能有今天的光景。現在算是過橋抽板嗎?」國家的黨政安排包括每一級的政府機構,就算大學校長之後也有個黨委書記。「若果可以這樣言而無信、走後門,何來管治基礎?所以曹二寶所說的話我完全無法接受。」

翻開中國近代史,香港一直扮演重要、扼要的位置,梁家傑從太平天國說起。「太平天國的內閣也有兩三位成員在香港呆過。」香港是中國近代一個極為重要的對外窗口,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陳獨秀、鄧小平,這些名字和香港也有淵源。六十年來,香港有和國際、世界舞台互動的操作經驗,可以為內地不同方面產生催化作用,例如反貪、商業法制、仲裁等。「若果因為一些權宜的考慮,一些權力的腐化,為了掌控權力而要將香港封閉。我很嚴肅地說,這樣對國家、民族極之不負責,你又如何在歷史長河立足?」

公開演講

既然不可以封閉窗口,便應該利用窗口和世界接觸,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活躍地與外地政治團體、外國政府交流,偶然也會受到不同政治勢力的非議。梁家傑給筆者重視溝通的印象,問及和外國交流要注意的事項,他首先重申交流是不可或缺的。「我一向擁抱交流,所以會訪問美加,以及一些比較重要智囊。這些訪問全部是他們邀請我,我的條件是每一場的演講都必須公開。我覺得香港一定要保持國際網絡,這些訪問可以達到目的。國際社會無論出於甚麼原因,功利也好、對國民投資者負責也好,或是關心香港的人權、自由、法治和民主世界觀,她們對香港都有知情權。在這些場合報告、演講,我的拿捏是盡量使用比較平衡的角度。」

「我在國際交流的訊息很貫徹,就是國際社會一定要和中國保持正常貿易和邦交。」香港從落後漁村發展成為今天的金融中心,是與國際社會互動,無論是人流、物流,還是資金流的開通。此外,人文素質對地方發展也十分重要。「孫中山的著作也提出,要改變中國人,先要改變中國的人文精神。」改變人文素質可以有多個層次,簡單如早上乘搭港鐵讓位有需要的人,或是和鄰居說早晨。當然可以體現於更高的層次,例如對公義、公正的追求。「我很認同這個講法,要為中華民族建立千秋萬載的功業,不能沒有這個角度,也不能永遠靠政治和經濟的交易去換取治權,領導人要有勇氣走進群眾爭取信任。這需要從心態上面有徹底的反省,身體力行。」

「可惜曹二寶在黨報發表的文章,不會是代表個人,這會否是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對香港、澳門的管治有一個徹底的改變,這令人不寒而慄。因為近期的改變和九七前獲得的應許有很大落差,這令我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感到悲觀。」曹二寶發表文章後,澳門的中聯辦幫當地的特首,管治團隊補台,於是有了長足的發展。「我希望北京不要把澳門模式加諸香港,否則要負上很大代價,因為香港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使用澳門模式與事實及客觀環境都完全不符,對國家民族不是好事。」

香港核心

那麼香港獲得國際承認的公民社會,有哪些地方值得內地借鏡?「香港三權分立互相牽制,是良好的制度。此外,香港的資訊自由亦很重要,雖然第四權開始旁落,但很多政治問題都是靠第四權揭出來。」正是香港有完善的制度,所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零九年四月貪圖方便,以名片代替入息證明,為外傭申請續期一事,引起廣泛迴響。「就算是中南海的人都抗拒這種處事方式,所以他們也希望制度化。」

梁家傑直言香港對內地的最大貢獻,是保有制度和核心價值。當年因緣際會淪為殖民地,為香港發展留下一扇門或一扇窗。無論這是否國家恥辱,今日香港在國際舞台擔當重要角色,過去一百幾十年和國際互動的經歷十分值得內地參考。「香港和內地的互動也很值得外地參考,這是我在外訪帶回來的信息。」儘管內地官員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例如世界銀行。但是香港仍然有某些值得學習的優勢,始終香港歷經中外交流數十年,思想波段更接近西方人。「我相信比較一個同年齡的內地人,我可以更明白老外一舉手一投足背後的意思,這就是香港仍有的優勢。」那麼這些優勢可以持續多久?「越來越多沿海城市、富裕家庭都送兒女出國讀書,香港如果不懂急起直追,優勢當然會褪色,但我相信十年至十五年內,香港優勢仍然會存在。」

梁家傑簡介

梁家傑,曾於2001年至2003年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乃資深大律師,現為立法會議員。他是公民黨和香港泛民主派的一員。2007年2月,他獲132名香港特首選舉的選委會提名,成為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參選後,由於他常在口袋放置手巾,因此人們稱他為「袋巾梁」,對應對手曾蔭權的「煲呔曾」,但最後被曾蔭權擊敗。

梁家傑近年行事概覽:

2004年10月 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2007年2月   成為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

2008年10月 擔任工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2009年2月   拒絕政府委任加入西九諮詢委員會。

2010年1月    參與泛民五區總辭行動。
(按:此項乃更新資料,並無登於雜誌內文。)

香港政治制度透視

December 27, 2009 Leave a comment

(刊於內地雜誌《領導者》2009年12月總第31期)

說香港政治制度改革,首先要了解其政治制度。我們常說香港是一個民主社會,到底一個民主社會的政治模式是怎樣?談到民主模式,大家很容易想到由李帕特(Arend Lijphart)提出的民主模型:「共識模型」和「多數決模型」。這個美國著名比較政治學者於1984年,在他的著作《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提出了這兩個對立的民主模型。他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劉易斯(Arthur Lewis)的論點,提出民主的首要意義是「不論是直接行使政權,或是間接透過民選代議士,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應該都有機會去參與政策的制定」;而「將失敗的團體排除於決策參與的管道之外,顯然違反了民主的首要意義。」所以有些學者又提出「儘可能的多數」,簡單多數決是民主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簡單多數決是民主最小的需求、最基本的門檻。就共識決的概念而言,須將「共識」最大化,政府的政策應該要得到儘可能多的人廣泛的接受。

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1968年李帕特發表了「協和式民主」的概念,也即是「共識模型」的前身,希望解決族群分裂問題,強調包容而非排斥、擴大統治多數的容量,而非僅僅滿足於單一的多數。他指出協和式民主有四大特徵,分別是聯合內閣(grand coalition)、相互否決權(mutual veto)、比例代表制(propotionality)、社會分裂體自治權(autonomy)。國會成員按族群人口依比例代表制產生,公共支出與文官亦依比例分配。在決策過程中,享有相互否決權,以保障少數團體不會被多數壓制。另外,聯邦制允許少數族群實施區域自治。這個制度平衡了各主要團體的權益,從而減少鬥爭、促進社會和諧。

然而這概念需要滿足若干條件,例如它比較適用於小國,次級團體不多而且各自聚居,當中的不平等也不宜過深。即使有社會分歧,次級團體也要有「共同效忠感」,並意識到有共同的外在威脅。當然,若社會原先已有協商、妥協的傳統,更適合使用這個民主概念。

後來,李帕特以此概念為雛型,在一九八四年發展出「共識模型」和「多數決模型」,並致力比較了三十六個國家的民主模式,十五年後提出些微的修正。

多數決模型(Majoritarian Model)

先說「多數決模型」,它又稱為『西敏寺模型』(Westminister Model)。明顯地,英國是其中一個典型國家,其他例子包括紐西蘭和巴貝多。它是一個單一政黨組閣的模型,故此行政權力集中。兩黨制政黨體系,但由於執政內閣有優勢,於是出現了非對稱的兩院制。這種中央集權的「單一國」,提倡利益團體的多元主義,也奉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FPTP)的選制,但它有不成文憲法及國會主權,亦無司法審查機制,中央銀行則由行政部門控制。

共識模型(Consensus Model)

共識模型的示範國家是瑞士和比利時,她們強調包容與妥協,要求盡可能的多數以達成決策,李帕特提出共識民主國家有廣泛的聯合內閣,兼有權力分立,藉此平衡的兩院制及少數者代表權;多面向的政黨制度會形成多黨制政黨體系。共識民主使用比例代表制,容許地方分權以及設有聯邦國,所以擁有成文憲法,少數者亦享有否決權。另一個和多數決民主制的相異之處,是她有司法審查機制。

李帕特認為共識民主國家在婦女代表權、政治平等、選民投票率、公民對民主的滿意程度、政府與選民的親近程度、公眾對內閣的平均支援度、社會福利水準、環境保護力度等方面都高於實行多數決民主的國家。因此適用於異質性高的政治文化。

香港的政治模式

淺介了李帕特的民主模型,我們便可以嘗試分析香港屬於,或近似哪一種的發展模型。

香港的政治體制由司法、立法及行政三權分立,但以行政主導,即行政部門制衡立法部門的能力較大,例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立法會議員在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時,須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這些限制在主權移交後才出現,造成「立法會有票無權、政府有權無票」。至於司法部門則相對獨立。

立法會前身是立法局,早在1843年成立,當時連總督在內,共有四名官方議員。歷經一個半世紀的改變,由諮詢組織演變為具職權以制衡行政部門的立法機關。直至1985年才舉行首次選舉,當時議會共有57名議員,包括11名官方議員和46名非官方議員。非官方議員有22人由總督委任,12人由功能組別選出,1人由全體市政局議員推選,1人由全體區域市政局議員推選,另外10人由各區全體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團選出。九三年起,總督不再出任立法局議員,立法局主席一職便由全體非官方議員互選出來的議員擔任。

在英國統治下之最後一屆立法局在1995年選出,但中國不滿當時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見下文香港重大的政治事件),宣佈放棄「直通車」(即原來中英雙方協議,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可全數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並籌組香港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當時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由400名推選委員會委員籌組,第一屆的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也由相同班子推選;推選委員會亦負責選出第一屆行政長官。立法局於九七回歸後易名為立法會。臨時立法會於1997年1月25日在深圳召開首次會議,選舉臨時立法會主席。臨時立法會隨後繼續在深圳舉行會議,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改為在香港舉行會議。

現時的香港立法會議員由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選舉產生。自九七年改組後,議席數量曾幾次修改,地區直選數量由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的二十席,增加至零八年第四屆的三十席,全部由「比例代表制」產生;功能組別則自二千年從二十八個界別選三十席,其中四個界別採用「選擇次序淘汰」,其餘二十六席使用「最多票數當選法」。

立法會轄下有3個常設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及18個事務委員會,履行研究法案、審核及批准公共開支及監察政府施政等重要職能。另設有內務委員會,必要時會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由立法會交付之法案。

行政局是殖民地時代的主要行政架構,回歸後改名為行政會議,協助行政長官決策,每周舉行一次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現時行政會議成員包括問責制下委任的十五位主要官員及十四位非官守議員。他們必須由在外國沒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並由行政長官任免。

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其他事務諸如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措施,行政長官則無須徵詢行政會議。

由是觀之,由於香港立法會其中三十席由「比例代表制」產生,算是較貼近共識民主模型;但是其行政主導的政治特色、以及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卻又難以歸類於兩種模型之內。香港政治制度比起其他現行的政治體系較為獨特,大部份為歷史發展遺下之結果,部份原因可參考可見本專題中《香港民主進度闡釋》一文。

香港重大的政治事件

回歸以來,香港歷經幾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對政制發展有深遠影響。

九四年立法局政制改革方案

彭定康於1994年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及取消所有委任議席,以及加入九個新的功能組別議席(亦即「新九組」),但由於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所以這九席可視為直選議席。

當時其中一位立法局議員劉慧卿認為這是不民主的間接選舉,於是提出私人草案,提出「九五直選」方案,建議將香港劃分為六十個選區,並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普選出六十個立法局議席,以取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引起立法局通宵達旦的激烈辯論。據悉,彭定康曾親自打電話游說劉慧卿支持政改方案。

這個「九五直選」方案以一票之差被否決,原因是三名匯點(民主黨前身之一)成員李華明、狄志遠、黃偉賢認為草案違反《《基本法》》,全體投棄權票。最後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仍然採用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時至今天,香港立法會仍然採用直選、功能組別各半的議席制。

政制發展綠皮書

《政制發展綠皮書》於2007年7月11日發表,內容關於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方法,是回歸後特區政府首份發表的綠皮書。綠皮書就普選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立法會的普選模式、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等,諮詢三個月。同年12月,人大常委會討論綠皮書後,發表聲明:

1.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將不會由普選產生。

2.     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先由普選產生,然後就可以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席。

3.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可以修改,但立法會選舉中,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的比例不會改變。

雖然中央政府已經把香港未來的選舉方式定調,但香港的泛民主派不滿當中的種種細節,以及整個中央為香港營造的政治氣候,是故發動多次遊行,希望藉以向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表達訴求,惟仍不得要領,通過以下多位重要泛民主派人士的訪問,以及評論文章,或許會更清楚他們的訴求。

去哥本哈根不如發展社企

December 23, 2009 1 comment

(刊於《香港商報》2009年12月23日)

雖然大家都明白領導人去哥本哈根,是代表解決氣候危機的決心,但筆者認為特首曾蔭權沒有出席會議,只派邱騰華局長分享香港的環保心得,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即使特首前往丹麥,香港以至世界也是沒有什麼得益。

環保議題之所以越來越受重視,是因為近年氣候變化無常,香港12月仍會發現蚊子、杜鵑花在聖誕節前盛放,更弔詭的是金融海嘯後,國際投資經 紀開始想像碳交易成為另一種衍生工具,企圖讓環保概念踏著從前科網概念的足跡。各界都開始關注這個切身議題,但虛情假意,只一心從中獲利。

環保問題一向只是影響將來的事,所以從來得不到政府和市場的重視,今天很多第三部門關注環保議題,其實是認為現在是政府、市場、公民社會攜手合作的 時代,而公民社會亦被視為解決市場失靈的丹藥。想想如何利用香港發展不俗的公民社會,去支援本土綠色社企,或許比特首去丹麥說兩句英語更加實際。

不少社企早已開始服務社群,其中有幾間綠色社企,培訓弱勢社群成為綠化環境的人才,推廣環保生活、有機飲食,以至綠色家居。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其實已能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讓他們自力更生,不但開展了環保工作,從中也已建立了社會資本。

香港不少社企都是由非政府組織或非牟利組織發起,申請不同基金或尋求商業機構贊助。若果能夠借助一些已順利運作的商業機構,提供資源去開辦 社企分支,便可更靈活地運用現有資源。具體說明這個想法,就是讓商業機構賺取盈利,然後作為社企部分的資源,既可貢獻社會,亦可建立品牌形象。

即使商業機構不把社企概念納入業務範圍,也可把社企提倡的社會信念加以利用,而綠色概念則相當容易和商業機構結合,例如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有一所環保飯店,在每一間房間都實施垃圾分類,並放棄使用無法回收的金屬,使用智慧系統調節無人入住的房間溫度。這間只提供有機咖啡的飯店,在5年內節省 了200萬歐元的營運成本,在拯救環境之餘,股東的得益反而更大。

綠色社企把環保和弱勢社群結合起來,固然是值得大力推導,但集中談論環保問題的話,社企只是利用當下條件去紓緩暖化問題,單靠社企去推廣節 能和綠色產品並不足夠。最理想的情況,是企業願意把節能所節省的金錢回饋社會,例如投資發展綠色新技術,提高能源效益,降低氣體排放。市民更要身體力行, 真正投入綠色生活,在生活中減少浪費。政府亦應與社企研究一套認證標準,讓市民放心支持合格社企。這種社會、政府、商業機構三方面的合作,是新時代的社會 發展方向。

當然,當下香港的綠色社企仍未受到重視,而社會就擴建堆填區和興建焚化爐爭論不休,固體廢物依舊無從處理。政府應該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包括研究收取固體廢物處理費的細節,還有說服、安撫受擴建堆填區影響的居民,而不是天馬行空,在沒有嚴謹研究下急急出臺政策,釀成笑話。

作者為Roundtable成員

經濟問題以外的公義──港種族政策

October 29, 2008 Leave a comment

(刊於《星島日報》2008年10月29日)

特首發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嘗試為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環球金融海嘯、食物安全、環境污染,找出解決的方法。整份《施政報告》在經濟、民生、 政治議題皆有着墨,乍看之下是務實而全面。然而,香港一些快要被人遺忘的社會問題,這份《施政報告》又有沒有提及?少數族裔的社會問題就是其中一個——由 於非中國籍香港人只佔百分之五,官方的立場是「香港沒有少數族裔」,大量相關的議題被政府刪去。銳意建立和諧多元的政府,經常忽略一這小群公民,拒絕提供幫助他們適應生活的措施。

環顧世界各地,少數族裔問題在全球化急速擴張之下,都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以歐洲為例,一九一九年,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Wilson)在巴黎和會提出「民族自決原則」,意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民族政府的現代概念基礎。儘管這個原則可以減少世界大戰 的族群張力,但無論在一戰還是二戰的重建工作,總會有新的族裔因重劃國界而變成「少數」,例如南蒂羅(SouthTyrol)是一個說德語的社群,在奧匈 帝國被盟軍消滅後,成為意大利的一部分;還有西班牙的巴斯克獨立解放組織(ETA)、法屬科西嘉島(Corsica)及南蒂羅的各種爭取獨立的暴力運動, 相信對不少人來說都耳熟能詳。

雖然,現時歐洲的少數族裔問題已經大量解決,然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再一次挑戰民族政府的模型。老化人口持續增長,大量歐洲人在各國間移居,當地政府並未做好迎接大量新移民的準備,令族群間關係緊張。近年,國際新聞如丹麥報章的諷刺漫畫、法國一個法籍穆斯林集中地發生暴動,明顯指出了族群間的張力。 調解措施如承認法定語言、尊重多元文化,成為加強政權認受性和穩定性的必要政策。

香港雖然今年七月通過《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但很多問題並未徹底解決。總結近半年的新聞報道,少數族裔一直面對三大問題:

升讀大學機會被剝削
少數族裔學生礙於環境因素,往往因為中文科成績不達標,而錯失升讀中六和本地大學的機會,甚至因為溝通問題,難以找尋工作。隨着教育局推行新政策,他們可 利用其他中文科的考試資歷,包括英國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GCSE),替代公開試中文科成績報考大學。然而,只有小部分中學清楚這項政策,有學校甚至拒 絕招收少數族裔同學升讀中六,阻礙了他們升大學的機會。因此,要徹底解決問題,需要教育局作中央統籌。

使用公共服務遭歧視
過去少數族裔使用公營服務常受歧視,以公立醫療服務為例,由於沒有翻譯,部分不諳中英語的少數族裔求診時未能和醫生溝通,致延誤醫治。立法會於七月否決 《種族歧視條例豁免語言歧視條文》,未來公私營機構都要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合理的翻譯或傳譯服務,確保他們得到公平對待。

言語不通致求職困難
少數族裔求職時,往往因為言語不通而受到歧視。由於他們普遍不諳中文,英文又不太流利,所以僱主都拒絕聘請他們。即使部分人在家鄉有大學學位,但資格在港 不獲承認,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也有在致電求職時,因懂得說廣東話而獲聘,但當僱主得悉求職者不是中國人,便立即推翻承諾。由於他們在港工作,即使薪酬較 低也比家鄉優勝,所以他們遇到不公平待遇時通常既不反抗也不回鄉。本年度的《施政報告》提及最低工資法案傾向包括所有行業,這或許可以令少數族裔同時受 惠。

以上問題,看似只是少數族裔的事,也無關當今重大的金融經濟。然而,即使香港是華人主導的社會,但作為國際城市,便應該對任何少數群體提供最基本的 尊重及保障措施,這是公義。香港少數族裔的問題頗為複雜,殖民地歷史留下一班已定居的富裕外國人,他們不用接受政府資助,也沒有興趣和社會融合;伴隨英國 人前來香港的尼泊爾或其他少數族裔,卻已在此落地生根。他們比一些走難南下的中國人更有資格稱為香港人,卻因種族不同而不獲接納。這一切都與香港社會息息 相關,絕不能把關於他們的議題都刪去。本年度的《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少數族裔問題,而種族歧視條例需要大半年去草擬守則,我們期望經過一年的觀察,政府可以在相關議題下點功夫,跟進他們融合社會的情況,創建一個真正共融多元的國際社會。

Roundtable成員
何子豪、趙思緯、李祖喬